我的家乡在浙江四明山区。村中有一条清溪环绕我家住的小山村。1944年金秋的一天，新四军三五支队的一支小分队勇敢出击，解决了骚扰四乡的顽军王良桂部的一个哨所。

    战斗结束后，小分队进驻我们山村，住我家的是一位姓杨的参谋。等他空下来时，我就向他打听我上农校时的刘泽老师。一年前，也就是1943年的深秋，当时我还只有15岁，在观顶寺鄞西农校读书。浙东第二次反顽自卫战时，三五支队与国民党顽固派在东西两岙打了一仗后，有好多伤员被安排住在我们校内。刘老师带着我们成天忙着给伤员端水、喂饭。

    学期结束前，刘泽老师要调到三五支队去工作了。他离校前，我把藏在心里很久的秘密暗暗地告诉他，请他帮助寻找我父亲竺清旦的下落。我父亲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老党员，曾在鄞东、鄞西、三北地区领导过浙东农民运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他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通缉，党就派他到苏联去学习。初期还寄信来家，之后就断绝了音讯。临行前刘老师满口答应，可是一晃一年过去了，不知刘老师帮我打听的情况如何?杨参谋对我说：“太巧了，刘泽同志这次也来了。”他很快派人把刘泽同志请来。分别一年的师生重又相见，倍感亲切。刘老师告诉我说，父亲当年是去苏联学习的，回国后很可能留在延安工作，或者去东北搞地下工作了，像他这样大革命时期老党员的下落，或许只有党中央知道。他看到我失望的神情，又赶紧安慰我说，今后如果有机会拍一个电报到延安，问问党中央组织部，可能会得到你父亲的确切消息。我当时总往好的方面想，心想也许是父亲把名字改了，他的字、号和化名一大堆，谁能弄得清呢?我住在偏僻的山村，消息闭塞，只有自己参加革命，或许才有希望找到父亲。

    新四军在奉(化)西地区打开局面，建立了抗日民主区政府，区长周天祥少年时曾受到我父亲的教导和影响，在他的关怀下，我曾翻山越岭去参加过优属会。这次他和区委书记周思义又介绍我到四明山根据地中心去学习报务技术，我兴奋得几个晚上都没有睡好觉。

    从小到大，我与娘相依为命，从未离开过山村这个小天地，现在要远走高飞了，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临走那天，我娘欢欢喜喜送我到村头，并一再嘱咐我要用功学习，有空时写封家信回来。我眼含泪花不断地点头。

    从奉西抗日民主政府所在地到浙东纵队驻地梁弄有一百几十里路程。在家时我上山拔笋、打柴是个好劳力，羊肠小道是走惯的，我紧跟着通信员，两脚轻快地走着，越过一道道山冈，第二天下午一到梁弄，我就去找纵队司令部。接待我的同志看了介绍信，让我到横坎头电训班去找中队长钱刚。半路上碰到钱刚，他为难地说：“电训班开学快一个月了，你现在来怎么能跟得上?”听他这一说，真像一盆冷水从头泼到脚，难过得快要掉眼泪了。他看着满面愁容的我，考虑好久才说，既然来了那就到电训班去试试看吧，如果实在跟不上学习进度，那我也没有办法。

    到了电训班，指导员刘崧接待了我，填表时我把原来的名字“竺前程”改为竺明程，表达自己开始走上了前程光明的人生之路，并暗下决心千难万难也要跟上学习课程，掌握好为革命服务的真本领。

    填完履历表，我天真地向大家说出了我内心的秘密：我一旦学会了无线电报务，就要打一个电报到延安找父亲。谁知这句话竟引来教员和同学们的哈哈大笑。

    由于耽误课程较多，我决心拼命赶上去。当晚就学背电码，简单的26个英文字码，要熟练地记住它的电码符号，英语通报缩语，不是一学就会的，非下苦功夫不可。从清晨到深夜，白天出声念，睡下默默背，有时梦里还在“用功”。记熟电码之后开始练抄收字码。班主任杨晋等老师挤时间给我开“小灶”，不厌其烦地“单个教练”，使我很快跟上了学习进度，到这时我心头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

    电训班原定半年结业，因部队急需报务人员，领导上要我们缩短学习时间，早日走上战斗岗位。之后每天上课的时间增加到10个小时以上。每当雄壮的军号声迎来一天黎明时，电训班的学员们像百米冲刺，奔向附近溪水边去漱洗，两小时早课后再开早饭。上午和下午各4小时课，晚饭后略微休息、或集体游戏之后，又有两小时自习课。课程内容基本参照正规电训教材。其中，抄收电码列为重点课，要求学员两个月内就要从分速抄收10多个电码提高到120多个以上，这是其他电训班所罕见的。

    我为了跟上教学进度，要比其他同学付出更大的气力。我参军前曾得过一场伤寒，瘦得皮包骨头，体质一度很衰弱。参军后，在敌后的艰苦环境，疥疮又反复发作，又疼又痒，屁股无法接触板凳，一碰疮面就钻心地痛。但抄报课必须保持头脑清醒，坐姿端正，动作协调。我开始急得团团转，后来在房东家偶然看见一只剩一圈边框的破圆凳，我就用它来坐着抄报。可是臀部久陷在破凳边框内，时间稍久，着力的部位就被压出一圈深红色的血痕来。

    电训班唯一的报务教员叫朱良，收发报都由他一人教学，他像辛勤的园丁，非常认真负责。他在我们女生组桌上发报，让我们当场抄收电码，抄一段要校对一段，全部抄对了，他才满意地说声OK。后期发报课，同样要求极严，他经常检查我们发报姿势，要求我们点划干脆、匀称、清楚，“调子”要好听，拍发的电码信号具有音乐歌曲的魅力，最后达到像行云流水一样的“流水调”，听起来明丽流畅，富有韵味。经过刻苦练习，最后我终于掌握了“流水调”的要领。

    电训班政治教育也是丰富多彩的。政治课主要内容有政治常识和形势教育，以及政策纪律等。指导员刘崧上的政治课，很有吸引力和感染力，使我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了政治觉悟，增强了我对做一个红色报务员的光荣感和责任感。

    处在敌后环境，不仅学习任务十分紧张，物质生活也是艰苦的。每天早饭喝薄粥，不到中午大家已饥肠辘辘。像我这样一个瘦小的姑娘，早餐可以喝上五六碗粥。1945年春天，我们响应延安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号召，开展生产，种了许多蔬菜，还养猪养鹅，伙食才有了明显改善。上山打柴也是一项生产内容，这是我的拿手好戏，女生组数我最有经验，砍柴、捆柴、装担都像模像样，当我挑着几十斤重一担柴，回到电训班时同学们嘻嘻哈哈地竟叫我“砍柴佬”。

    经过艰苦紧张的训练，在日寇投降前一个多月，我们电训班23名男女学员，胜利地完成了学习任务。我被分配到司令部电台见习。作为一名报务工作的新兵，在毛主席发出《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号召下，为收复浙东广大城镇的战斗而兴奋地忙碌着，日以继夜地在报务房值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