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旅行团部分团员合影
1933年秋，江苏淮安新安小学七个学生组织了一个旅行团，到镇江、上海等地旅行了50天。
在旅行途中，他们亲眼见到外国人随意欺压中国人的情景，看到上海外滩公园门口竟挂过“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在参观工厂时，他们亲身感受到工人生活的艰难与辛苦。为了更好地接受教育和锻炼，他们还上街卖报，到学校去演说，在报上发表文章，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
对他们的活动，陶行知先生非常支持。他经常和学生们交谈、讨论，进行教育和引导。陶先生在《普及现代生活教育之路》一文中说：“新安儿童自发组织旅行团来沪，不但在中小学演讲，还在大夏、光华、沪江各大学演讲。我向一位大学教授问，小孩子们讲得如何？他说，‘几乎把传统教授的饭碗弄得有些不稳’，虽然是千古奇闻，但确是铁打的事实。”他还写了一首诗表达对这些学生爱国行为的支持：
一群小光棍， 点点有七根；
小的是十岁， 大的未结婚。
没有先生带， 父母也不在；
谁说小孩小？划分新时代！
并且，他还给新安小学校长汪达之写了一封信，对学生的行为称赞不已，认为其意义重大。
儿童旅行团实践的成功，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也使汪达之深感社会实践对学生成长的重要性。现在国难当头，学生们除了在学校学习之外，还应担当起社会责任，走出校门，参加民族解放斗争的实践。为了扩大影响，让学生们在救亡活动中接受教育和锻炼，应该再组织一个规模更大的旅行团，到全国更多的地方去锻炼和宣传。
这一想法得到陶行知、吴耀宗、黄炎培、吴蕴初等人的支持和帮助。1935年10月10日，宣传抗日救亡的少年儿童团体——新安旅行团成立了。
新旅（“新安旅行团”的简称）成立之初，共有团员15人，均是新安小学的学生，校长汪达之担任旅行团的顾问。
这天清晨，微风拂面，细雨如丝，在群众热情的欢送声中，在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中，新旅出发了。
南京是新旅的第一站。由于旅行团在成立之初资金有限，为节约起见，睡在一间废弃的仓库里。这个仓库阴冷潮湿，条件之艰苦可想而知。但是，新旅的成员并不害怕艰苦，出来的目的就是要吃苦，就是要接受各种困难的考验。
这一天，汪达之带领学生去拜访南京市市长马超俊。刚开始，马超俊并不想见他们，在汪达之再三请求之下，马超俊才答应接见。一见面，马超俊便大声训斥道：“小孩子不在学校读书，出来瞎折腾什么！”
汪达之冷静地说：“马市长，现在国难当头，有比读书更重要的事情等着他们去做呀。”
马超俊蛮横地说：“读书才是你们的本分，赶快回去！”
学生们回答：“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读书重要，救国比读书更重要！”
马超俊一看这些学生年纪都不大，十分傲慢地说：“你们才多大，救国是你们小孩子做的事情吗？我们大人都管不过来，你们小孩子瞎掺和什么！”
新旅的徐之光不慌不忙地说：“日本人侵入我国，现在东北三省已经在他们的铁蹄之下，小孩子成了小亡国奴，所以小孩子也有救国救亡的责任。”小同学们都纷纷表示：“不当小亡国奴！”
马超俊被辩驳得无言以对，脸色铁青地来回踱步。汪达之接着说：“市长，学生们也是一片爱国之心，此次活动希望能得到政府的支持，唤起民众一起共赴国难，抗战救国。”
马超俊说：“蒋委员长有指示，‘先安内，后攘外’。现在国内共匪未平，谈何抗日！”他不耐烦地接着说：“我还有事情，不跟你们瞎扯了，你们给我马上滚回去！”说完就气乎乎地走了。
马超俊恶劣的态度，使学生们看清楚了国民党大官的丑恶嘴脸。但是他们并不气馁，决定靠自己的力量继续实践，决不退缩。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了，新旅的经济更加困难了，甚至到了连日常吃饭都无法维持的地步了。
陶行知先生了解了新旅的困难后，动员上海的进步人士再次给予新旅支持和帮助。他们送给学生们《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地图》《世界各帝国主义侵华史地图》等100套地图，让他们去街上出售，邹韬奋也将他主持的生活书店里的进步书刊交给团员们去出售。得到这些进步人士的支持和帮助后，新旅逐渐摆脱了困境，又积极开展起各种进步活动了。
一天，新旅团员们去拜见了爱国将领冯玉祥将军。
当时，冯玉祥被蒋介石罢免了兵权，只有一个“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空头名号，没有实际权力。初一见面，团员们就非常吃惊，冯将军的打扮非常朴素，身穿土布棉袄裤，脚穿一双黑土布棉鞋，像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伯伯，哪里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呀！
冯玉祥非常和气地和学生们握手，并请他们吃饭。饭菜很简单，不过是一般的大头菜、小米粥和馒头，但是大家吃得很高兴。冯玉祥说：“你们是一群有志气的孩子，我早就听说你们的事了，不简单啊！今日特地请你们一起吃顿饭，说说话！”
汪达之感激地说：“谢谢副委员长，您日理万机，为国为民，真是辛苦了。”
冯将军摇摇头，说：“我是有名无实的副委员长，没有一支枪，也没有一个兵。”他接着气愤地说：“老蒋把半个中国都送给了日本。四万万同胞，就快要沦为亡国奴了！所以，我支持你们的事情，唤醒民众，共同抗日，很有必要！你们的困难还很多，但是你们一定要坚持，不能放弃。”学生们坚定地点点头。
1936年10月，新安旅行团来到松江，只见车站军警很多，戒备森严。当团员们准备下车时，那些军警堵在门口，不准他们下车。团员们气愤地说：“为什么我们不能下车！”
警察说：“这是命令，不能下就是不能下，啰嗦什么！”
团员们说：“这是中国的地方，凭什么不准我们中国人下车！”
警察说：“上司有交代，不准你们在松江境内宣传抗日，所以不准下车！”
团员们愤怒了，不顾军警的阻拦，挤下车来，军警们阻挡不了，只好作罢。
新旅在松江期间，住在一间黑暗潮湿的房子里面。
第二天，国民党松江县党部又派人来到他们的住所，命令他们尽快离开。
“难道学生的抗日爱国行为有错吗？”汪达之愤愤不平地想。于是，他带着两名团员去见国民党松江县党部的书记。
汪达之陈述新旅的主张和活动目的，并请书记不要干涉学生们的爱国行为。
书记说：“小孩只管读书就行了，爱国是大人的事情。”
汪达之回答说：“抗日救国，人人有责，爱国还分年纪大小吗？”
书记说：“我们松江县不想惹这个麻烦，不允许宣传抗日救国的行为存在。”
汪达之拿出一个题词本翻给他看。书记一见上面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等名人的题词，态度马上有所转变，不再提不许学生抗日爱国的话了。
1938年夏，日军进攻武汉，保卫武汉的战斗打响了。新旅得知这一消息后，冒着炮火，连夜乘车赶往武汉。
到达武汉后，新旅和抗敌宣传队、孩子剧团等社团一起参加了纪念抗战一周年的宣传活动。新旅在街头和剧院表演秧歌、舞蹈、相声等节目，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他们还冒着敌人的炮火，到部队和前线慰问抗日将士。
这一年，是新旅成立的第三年，新旅举行了成立三周年茶话会。为了扩大影响，许多文化界、新闻界人士参加了这次茶话会。
陶行知先生也从百忙之中赶来参加茶话会并讲话：“今天，我不是你们的老师，而是你们的学生，我要向你们学习。”并作诗称赞他们：
人从武汉散，
他在武汉干；
一群小好汉，
保卫大武汉。
到了8月，武汉的抗日形势更加危急了。新旅团员们在武汉做了大量的抗日宣传工作，直到武汉沦陷前两天才撤离，前往桂林。
皖南事变后，国共两党关系进一步恶化，桂林被白色恐怖笼罩着，国民党特务大肆逮捕进步人士，新旅顾问汪达之和总干事张平也成了反动派的搜捕目标。新旅的处境十分危险，周恩来同志得知这一情况后，做出指示，让新旅撤退到苏北根据地去。
1941年春，新旅团员们从桂林步行到湛江，从湛江乘船经过香港、上海，然后进入苏北根据地。
来到苏北后，新旅受到热烈的欢迎。新四军陈毅代军长、刘少奇政委等领导多次接见新旅。
这一天，天气晴朗，阳光灿烂，陈毅、刘少奇骑着马特地到新旅的驻地看望学生们。他们亲切地和每一位团员握手打招呼，一一问他们的名字和年龄。
问完后，刘少奇政委招呼大家坐下，满面春风地说：“新安旅行团，我们早就听说了！你们走到今天很不简单。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不辞劳苦，在大半个中国积极奔走，宣传抗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等抗战胜利了，功劳簿上会给你们记上光辉的一笔的。”
他又说：“你们是一个战斗力非常强的团体，在国内外有着广泛的影响，非常难得。国民党反动派不许你们宣传抗日，不准你们出来活动，还设法迫害你们。但是共产党欢迎你们，支持你们，保护你们，你们就把苏北当作你们的家，你们现在可以在这里安心做你们的工作。儿童是我们国家的未来，是抗战工作的继承人，新中国建设的主人，所以儿童工作非常重要，而儿童工作，就要靠你们来做了。”
陈毅军长也风趣地说：“少奇同志讲得好，连我都想跟你们一起去做儿童工作呢！我提议，你们除了做好苏北地区的儿童工作外，华中地区也交给你们来做。”
从1942年开始，新旅在苏北做了大量的工作，除了演出革命话剧、歌剧、舞剧外，他们还做了大量儿童文学的编辑出版工作。新旅团员也发展到100多人。无论刮风下雨，他们都坚持去各县、区，培训儿童团干部，组织儿童团，将儿童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在苏北根据地，村村都建立了儿童团。在他们的带动下，许多抗敌小英雄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新旅还编辑出版了《儿童生活》《华中少年》《儿童画报》等进步儿童刊物。
1943年春，日军调集重兵，对盐阜区进行大“扫荡”。他们狂妄地说：“要将新四军消灭在黄海之滨。”盐阜区的抗战形势骤然紧张起来。为了保存实力，新四军军部转移到淮南根据地去了。军队转移前，陈毅军长特别关照三师师长黄克诚和盐阜区党委书记刘彬，要他们多加关照新旅。
在上级领导的安排下，新旅来到盐阜区阜东县，那里地势偏僻，居民不多，敌人一般不会去那里“扫荡”。即使敌人去“扫荡”，但因住食困难，也不会长久，加上海滩地方辽阔，也便于隐蔽。
可是这次敌人的“扫荡”不同以往，如同梳头一样，连荒凉的海边也不放过。一次，2000多名日本兵分数路搜索阜东县海边草滩，刚好新旅一个分队20多名队员住在一户农民家里。眼看敌人就要来了，怎么办？前面是敌人寒光闪闪的刺刀，后面是滔滔海水。队长镇静地对大家说：“大家要沉着，不要乱，带上武器，一个跟着一个悄悄地爬到草滩，在草丛里隐蔽起来，没有命令，不许出来！”大家像蛇一样悄无声息地爬进了二尺多深的荒草中隐藏起来。敌人开始在草从中搜查了，情况非常危险。
那些全副武装的日本兵一字排开，笔直地朝队员们隐藏的地方走来。大家都异常紧张，如果被日军发现，可都没命了。大家连大气都不敢出，冷汗从脸上滴下来，将手榴弹的弦都拉了出来，如果敌人再往前走的话，他们只有跟敌人同归于尽了。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日军突然往回撤了，他们绝对没有想到就在前面几十米的地方，还藏着20多个人。大家顿时松了一口气，刚才的形势真是太危险了。
经历了多次危险，新旅的同志们变得更加坚强，也更成熟了。这次大“扫荡”，没有一位同志牺牲，大家安全地渡过了危险。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盐阜区响起一片庆祝胜利的鞭炮声。人们欢欣鼓舞，奔走相告，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终于胜利了。
抗战胜利后，新旅成员又参加了解放战争，在炮火纷飞的前线演出，慰问伤病员，做了大量工作。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了，中国人民当家做了主人。1953年，新旅和另外一些剧团组编成“上海歌剧院”。
新安旅行团从成立之初的15人，发展到后来的700多入，历时十几年，从江苏淮安出发，途经全国22个省、市，行程5万多里，为争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贡献了力量。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奇迹，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