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上层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在最高会议上坚决反对对日本开战。消息传出，激起了国人的极大愤怒。当时，在国民党内部，许多年轻有为的青年军官对亲日派极为不满，其中以王凤起为首的青年军官，还秘密组建了“中国青年军人将校团”(以下简称“青年将校团”)，以图效仿发动“二二六政变”的日本少壮派军人，在中国发动军事政变夺取政权。
王凤起，辽宁昌图人，1939年从抗战前线考入设在陪都重庆的中央陆军大学第十七期深造。在那里，他很快找到了志同道合的知音，与四川人陈蕴山、湖南人曹泽衡、贵州人胡翔、浙江人梅含章、河北人傅岳结成了“反蒋六兄弟”。
秘密组建“青年将校团”
“青年将校团”的成员都是年轻有为的热血青年，他们认为，要推翻蒋介石的政权，非得有一个手握重兵、威震四方的头面人物出来举旗不可。他们心中的理想人物就是陈诚。陈诚在国民党军中颇有威望，富有正义感，又是蒋介石的浙江老乡，被蒋介石视为心腹。
1941年冬，王凤起受众人委托，秘密拜见陈诚。时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主席的陈诚，对王凤起的一腔爱国之情非常赞赏。他认真听取了这位血气方刚的青年军官准备举事的想法和请他出山举旗的恳求。陈诚有着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听完后微笑着说:“我很赞赏你们的爱国热情，中国有你们这些爱国将领，日本想亡我是不会得逞的。”
这次谈话，使陈诚打心底对王凤起另眼相看。王凤起“陆大”毕业后，被陈诚指名要到第六战区，任他的机要参谋。后来陈诚调任远征军司令，王凤起又随他到了云南楚雄，任少将作战科长。
有了陈诚的秘密照顾，不久，“青年将校团”中的核心人物也都从“陆大”毕业并进入各部队任要职：胡翔当了云南第八军上校副参谋长；梅含章去西安胡宗南的第三十四集团军任装甲团上校副团长；傅岳当上陆军机械化学校战车营上校营长；陈蕴山留在重庆任宪兵司令部作战科上校科长；曹泽衡也去了云南，任第十一集团军副参谋长。
从1941年“青年将校团”秘密成立到1943年短短的两年时间，其成员在国民党各大战区、各军兵种具备了相当的力量，并逐步形成了一张组织严密的网，他们制定了完备的政变夺权纲领、计划，加紧准备。
密信泄密 主谋被捕
“青年将校团”在国民党军中力量日渐壮大，为了确保军变成功，他们多方活动，秘密创建政变指挥部。征得陈诚同意，经过“青年将校团”一班人积极争取，1943年１０月，王凤起被国防部调到重庆，任陪都卫戍司令部少将作战科长。
王凤起在办理调动手续时，意外地收到了陈蕴山从重庆送来的密信，说局势瞬息万变，催他赶快去重庆。当时因为有急事不能马上赴渝，他便托即将赴渝的“青年将校团”成员、上校参谋徐文山将他写给陈蕴山的密信带到重庆。他在信中对陈蕴山发出三条指令:一是抓紧时间拟定举事之时需要逮捕的人员名单；二是立即物色并组织政变突击队；三是等他到了重庆，即日发动政变。
带着密信的徐文山乘坐一辆美国军用卡车离开楚雄，一路往昆明飞驰，打算到昆明再转乘飞机去重庆。中午，他们在路边停车吃饭，遇到了老部队一个姓童的参谋。吃完饭，童参谋盛情邀徐文山上他的吉普车去昆明。徐文山想到路上有人陪伴更加保险，就没有拒绝。
临近天黑时，吉普车到了昆明城外，这时公路前方出现一道检查站，他们的吉普车被迫停下来接受检查。军统特务从徐文山身上搜出了王凤起写给陈蕴山的密信,立即向重庆的戴笠作了报告。戴笠大惊,连夜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看了密信大为震怒，立即下达手谕将分布在全国各地的“青年将校团”骨干秘密逮捕，解押重庆，由戴笠直接审讯。
很快，陈诚也得知消息。他赶紧叫来副参谋长刘云翰等人商量对策，并嘱咐亲信说:“我们要争取主动，立即逮捕王凤起，等候押解重庆。我这就连夜飞赴重庆，去澄清事实。”
王凤起被捕后，陈诚暗中派亲信刘云翰到狱中看望，并暗示说:“你们‘青年将校团’的事情，陈长官根本不知道，也不知道你们暗中还有这样一个组织。”王凤起自然心领神会，连连点头。刘云翰向他交底说:“陈长官待你们不薄，看你是个人才，也是一条汉子，希望不要出卖别人，陈长官一定尽力救援。”
“推翻蒋政府是中国的光明出路，‘青年将校团’是我们自愿组织的团体，与陈长官没有任何关系，请副参谋长转告陈长官放心!”王凤起在狱中当面向刘云翰表了态。
“好！陈长官没有看错人！”刘云翰接着安慰王凤起说:“看得出你是一位不怕死的军人，但你们的案子惊动了委员长，并交由心狠手辣的戴笠审理。你可能会吃些苦头，一定要有个心理准备。当然，陈长官一定会联络力量搭救你们。”
第二天晚上，王凤起被秘密押往重庆，戴笠亲自审问。
戴笠是杀人不眨眼的魔鬼，他皮笑肉不笑地对王凤起说：“蒋委员长是宽宏大量的，你们都是校长的学生，是以国家民族命运为己任的军官。所以，按蒋委员长的意思，他并不想难为你们，请你来，是要你说清楚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发起人是谁?最终动机是什么?谁是幕后策划者？”但王凤起一口咬定自己就是“青年将校团”的头，一切与他人无关。
当戴笠审问其动机时，王凤起昂首挺胸地回答:“我们‘青年将校团’的成员，都是一批对时局忧心如焚的年轻军官。当我们发现党的上层一些人在抗日问题上畏首畏尾，亲日派猖獗……我们的动机和任务就是除掉党内的亲日派，建立起一个全民抗日的新局面。”
戴笠早就知道，在国民党高层，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首的一批军官反对抗日，主张抗外必先平内的政策，也就不再说什么。他又问王凤起:“你们都是校长的学生，既然你们认为自己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好，为何不直接向校长报告?”
王凤起做出一副很委屈的样子解释道:“前年某日，我曾找到中央党部组织部长朱家骅，希望通过他见到委座，向委座面呈一切，可惜石沉大海。下情既难上达，迫不得已，只好先造成既成事实。”
“你们的行动计划是什么？”
为了保护“青年将校团”的力量，王凤起把密信中的内容重复了一遍。因为密信已经在戴笠的手上，隐瞒已无必要。
审讯从晚上8时一直进行到凌晨3时才结束。接下来，戴笠秘密地将在册的“青年将校团”军官300多人全部逮捕。
尽管蒋介石对抓捕“青年将校团”的事极为秘密，但还是被共产党的记者获悉，重庆《新华日报》很快报道了“有爱国青年将官们因反对内战而被捕关押”的消息。一时间，舆论大哗。
在逮捕胡翔时，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胡翔所在的第八军，驻扎在滇缅抗日前线，军长何绍周是何应钦的侄儿。何绍周接到蒋介石秘捕胡翔的手谕后，不知是念及与胡翔贵州老乡关系，还是别的原因，在军部向胡翔询问整个事情的缘由时，还出示了蒋介石的手谕，很是客气。三天后，军统特派员李家杰前来解押胡翔。临别时，何绍周和他的副军长李弥特为胡翔设宴饯行。
迫于压力 无罪释放
“青年将校团”的主要成员都被关进白公馆监狱，王凤起等6名核心人物，虽是蒋介石指名讯办的“钦犯”，但因有陈诚等暗中斡旋，在狱中成为受到优待的“特别休养人”，有相当的自由。
1947年3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为了拉拢人心，另一方面也急需军事人才补充，加上陈诚不断在蒋介石面前说好话，蒋介石做出批示，宣布在白公馆关押近4年的王凤起等6人“无罪释放，由国防部分派工作”。3月28日，王凤起等人回到了南京，向国防部报到。
“青年将校团”表面上是被蒋介石瓦解了，但中坚力量更加成熟。王凤起趁当时东北局势混乱之机，想方设法回到自己的老家沈阳，通过妻子富平的老师、中共地下党负责人阎宝航、高崇民的关系，秘密到已经解放了的哈尔滨请求任务。党组织让他们夫妇再次潜入沈阳，留在国民党内部，争取沈阳和平解放。
王凤起很快找到同乡兼陆大校友、时任沈阳第二守备部队少将总队长的秦祥征，被推荐担任了该部队副总队长兼参谋长。富平利用丈夫的身份作掩护，对守城的国民党部队进行策反。
1948年5月，国民党守城主力部队新一军新五十三师师长许赓阳答应起义，听从王凤起调配。当时王凤起手中掌握的兵力有3万人之多。
夫妇俩的策反活动被沈阳防卫司令周福成发现。10月29日，周福成将秦祥征叫去大骂，下令秦祥征即刻回去，将王凤起抓起来枪毙。秦祥征和王凤起早已结为反蒋同盟。他们先下手为强，火速与兵临城下的解放军联系，提前宣布起义。10月30日，他们派兵前去扣押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但迟了一步，卫立煌已飞离了沈阳。11月2日，沈阳解放。解放后，王凤起任吉林省人民政府参事。
梅含章被派到江阴要塞任守备部队队长，后升任要塞司令部参谋长。1949年4月21日，在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的关键时刻，他同要塞工兵营长唐秉煜、炮台守备总队队长吴广文(均为中共地下党员)等一起，成功举行了江阴要塞起义，逮捕要塞司令戴戎光。解放后任江苏省人民政府参事、省政协委员。
陈蕴山回到家乡四川冕宁，利用自己国民党少将的身份，对地方武装进行策反。不幸被不明真相的同志抓起来误杀，后来得以平反。
曹泽衡在解放前夕任国民党第四十二补给区参谋长，后率部起义，转业回到湖南老家。胡翔、傅岳起义后，分别在重庆、南京从事黄埔同学会和军事教学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