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6月中旬，我正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接到要我和另外十几位同志到华中新四军四支队去工作的命令。命令宣布后，我们即离开中央党校，住到中组部招待所。出发前几天，招待所领导通知我们，中央有位领导同志要来同大家谈一次话。

　　晚饭后7点多钟，上级要我们到招待所会客室集中。我们走进门一看，才知道原来是刘少奇找我们谈话。当时，刘少奇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原局书记。陪同少奇一起来的有：准备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任副指挥兼四支队司令员的徐海东，总政组织部干部科副科长李信等。

    少奇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说：我们都是准备到华中去工作的。原先准备同大家一起走，现在中央要开个会，我和徐海东都要推迟些日子才能走。现在国内形势有些紧张，所以要你们先走几天。你们是准备到徐海东支队去工作，就是新四军第四支队。因原来的支队司令员高敬亭犯了错误，现在中央决定徐海东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四支队司令员。你们到那里工作，主要是到基层去，要做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要好好地团结原有干部，与他们打成一片，不要怕困难，要起模范带头作用，把这支部队争取回到党的正确领导下来。

　　谈到这里，少奇着重向我们介绍了原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犯错误的一些情况。他说，高敬亭过去在红二十五军工作，是工农出身的干部，工作是有成绩的。当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时，他被留下坚持大别山革命斗争。是他将留下的伤病员收拢组织起来，并联络各个游击队成立了红二十八军，自任军政治委员。在艰苦环境下坚持大别山游击战争，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并发展了革命武装。但后来他居功自傲，发展到竟然不执行中央的命令。高敬亭的变化，有其历史和社会根源。这与他在较长时期以来不严格要求自己有很大关系。领导作风上家长制，个人说了算，别人的意见是听不进去的。还有，他在干部路线上搞任人唯亲，七团团长杨克志和政委曹玉福曾经是高敬亭的警卫员和文书，他认为是自己的亲信，就委以重任。中央早有指示，要他率部向东挺进，但他犹豫观望，使第四支队错过了大好发展时机，给以后的斗争增加了困难。当中央指出他这些错误时，他不接受，甚至把中央派去工作的干部赶跑。他的所作所为，不仅使部队工作受到不应有的损失，而且还直接影响到一批干部，如杨克志、曹玉福最后竟与党背道而驰，叛逃到立煌县国民党那里去了。

　　在谈到当时中央对高敬亭问题的处理所采取的方法和原则性意见时，少奇说，对高敬亭问题的处理，主要取决于他本人的态度。中央念其过去对革命有功，还是想方设法挽救他。本着教育、争取、改造为主的原则，打算首先向他指出所犯错误的严重性和对党的事业造成的危害性，使他对自己的问题有一个深刻的认识。如他思想通了，愿意离开部队到延安学习一个时期当然更好。第二，要是他现在还不想离开部队，我们就把他调离四支队，让他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当副指挥。以上两种办法他都不愿接受的话，那就允许他自己选择一个安全适当的地方休息，一切生活费用由组织包下来。以后他想通了，我们还是给他继续工作的机会。

　　少奇说到这里，点燃一支香烟，深吸了一口继续讲道，四支队是支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部队。原红二十八军是她的老底子。部队在艰难困苦中，坚持了大别山的革命斗争，对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由于长期远离党中央的领导，主要领导人高敬亭犯了错误，与全体指战员是没有关系的。你们去到那里后，要服从分配，越到下层越好。要紧密依靠和团结全体指战员一道工作。特别是要帮助做好原来犯有某些错误的干部和受高敬亭影响较深干部的团结教育工作。这项工作做好了，对于肃清高敬亭在四支队的影响，稳定指战员的情绪，巩固部队，都将会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整个谈话大约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一两天后，我们就离开了革命圣地延安，奔赴华中敌后。当我们路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时，得知四支队正在开展对高敬亭的斗争。到达八路军洛阳办事处后，听说高敬亭已被关押了。等到了河南确山县新四军竹沟镇八团留守处，得到的消息是：高敬亭被枪决了。当时我心中就想，怎么处理得这么快呀？而且处理的方法和结果都与少奇在延安向我们介绍的中央意图不一样啊！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知道高敬亭是被错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