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左一）与新四军教导总队女生队队员合影，左二为队长于晶
皖南事变中的女兵
1940年底，新四军做着北移前的一切准备。集中在军部服务团、教导总队、医院、印刷厂等部门的女兵，绝大部分都随着军内非战斗人员分批由云岭东进到苏南，陆续采取各种形式转赴苏北。但也有一些女兵因为工作需要，必须留下来随大部队一起走。这部分女兵遭遇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在皖南事变中被捕的新四军女兵有30人。其中，有军政治部的指导员、军司令部的机要员、军教导队的文化教员、军部服务团团员、军部印刷厂的干部；有一名是新四军随军家属，是随部队转移时被捕的；还有几个人刚从国统区地下党调来不到两个星期，其中有两位华侨姑娘。
她们刚刚走出硝烟弥漫的皖南山林，又被押解到布满铁丝网和高墙的人间地狱——集中营。有人说，痛苦和灾难一般只会引起哀怨。在我们的女兵身上，这句话不灵了。经历了蒋介石国民党制造的腥风血雨的灾难和失去亲人、同志、自由的痛苦之后，女兵们没有哀怨，没有眼泪，有的只是对国民党顽固派的仇恨和不能实现自己抗日救国抱负的痛惜！她们要反抗，要斗争，要越狱，要早日重返前线！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女兵们团结起来，开始了一场新的搏斗。
国民党第三战区的上饶集中营是强占老百姓的农田和房屋建起来的，他们毁掉稻田，凿平山坡，建起了大大小小的操场，把民房改成囚室，周围圈起了铁丝网和高墙，隔绝了被囚者和外界的一切联系。营房的门前和附近山岗上布满了国民党的宪兵岗哨。它挂的牌子是“国民党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训练总队军官大队”，被捕的新四军干部被称为“军官大队”的“学员”。30个女兵被编为一个“女生分队”。
这个“军官大队”以军事训练为名，对抗日青年施以精神虐待与人身摧残。操练、劳役、“上课”、审讯、刑罚，女兵们全都咬紧牙关，宁死不屈。在集中营五年，女兵们拒绝在“悔过书”、“自首书”上签字，巧妙而坚定地对抗着威胁和利诱。敌特在女生队里找不到一个“共产党员”，攻不出一个叛变分子。
在集中营，对女同志的折磨不仅来自无休止的苦役、恶意的出操等，还有国民党兽兵的污辱。都是些20岁上下的姑娘，虽然“囚徒”的非人待遇使她们衣衫褴褛，但遮不住她们的青春和活力，遮不住她们的气质。一些国民党的军官、集中营的特务一次次地把邪恶的目光投向她们。
徐韧在丈夫任光牺牲后，自己也负伤被捕。国民党军五十二师的一个团长对她心怀叵测，把她单独留在团部医务所治病，并不时派人或亲自去看她。在遭到徐韧坚决拒绝和反抗后，只好把她押往集中营。
还有一次，年轻秀丽的徐韧在牢房里刷墙时，特务队长见只有她一人在屋子里，便不怀好意地走到她身边，嬉皮笑脸地把脏手伸向了她。表面柔弱文静的徐韧，心中充满着海洋般的仇恨，见特务的脏手伸来，顿时怒不可遏，随手拿起身边的小板凳，朝他脑袋砸去。“你想干什么？我们是好欺负的吗？”特务队长捂着差点被砸碎的脑袋，恼羞成怒，把徐韧关进禁闭室。这个禁闭室原来是老百姓的谷仓，狭小低矮，里面空气污浊、霉味刺鼻，当时又正值炎夏，伤后体弱的徐韧能经受得住吗？
全体女同志愤怒了，她们在狱中党支部的组织下，立即罢工，抗议敌人对女同志的污辱，提出：不放出徐韧，决不复工，还要捣毁牢房设备。
徐韧被放出来了，但她从此被视为顽固分子，列上了特务的黑名单。
像徐韧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她们就是炼狱的女神，每一个人都像一尊不朽的雕像。她们是那样美丽，那样圣洁，又那样坚强！她们铭刻在历史的丰碑上，永驻在人们的心目中！
在皖南事变中被捕的30位新四军女兵，牺牲在集中营的有9人。五年间不断有人越狱，但成功的却只有三四人。除通过关系保释的以外，到1945年只剩下6人，直到日军投降，集中营被迫解散后才获释放。
女兵们出入枪林弹雨，经受血与火的洗礼，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对社会和民族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不穿军装的女兵
战地的妇女给了新四军巨大的支持，她们都为抗战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人称张妈妈的张素珍是云岭人。新四军进驻云岭时，她已有50多岁。她目睹新四军官兵一致、抗日爱民，深为敬佩，在女兵姑娘的发动下，她积极投入抗日救亡工作，发动妇女参加识字班，唱歌学文化，做鞋缝袜，慰劳新四军抗日将士。她很快便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分子，并担任了妇抗会主任。全家11人有8人参加革命工作。
皖南事变前夕，云岭形势紧张，张素珍全家除老婆婆和最小的一个孙子去亲戚家隐蔽外，其余都随新四军转移。事变发生后，她担任向导带新四军将士突围，不幸在突围途中被冲散。张素珍装成乞丐潜回家中，得知国民党军正在搜捕，她便又出去“乞讨”，途中被敌人抓获，关进监狱。由于叛徒指认，张素珍身份暴露，遭到敌人严刑拷打，逼迫她交代党组织秘密。她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始终未吐一字。
婆婆卖尽家中所有东西托人求情，才把她保释出来。泾旌汰游击队派人秘密送来药物，治好了她的伤。伤好以后，她假装疯傻，到处乱跑，暗中为游击队担任交通员，四处搜集国民党情报，秘密为游击队传送信件，直至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年逾花甲的张素珍更加焕发革命青春，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参与各项政治活动和社会公益事业，被推选为泾县各界人民代表。1951年国庆节，她应中央人民政府邀请去首都参加国庆观礼，在怀仁堂受到毛泽东会见，成为全县妇女的骄傲。
军部在云岭三年，派往茂林的民运组住在当地最大的一座院落——辑园里。辑园的女主人吴鸿赐也是一位抗日救国的积极分子。早年她和丈夫汪席珍曾住在上海。他们的儿子汪仑于1931年参加革命，并于次年到上海参加左翼作家联盟。为了帮助左联机关的革命活动，夫妇俩到上海以“居民家庭”作掩护，在白色恐怖中，机智勇敢地担负着望风、报信等任务。儿子到延安后，他们才回到家乡。
1938年，吴鸿赐已年近花甲。因为她知书达理，为人正派，办事又公道，地方上无论老幼都尊称她为“姑奶奶”。姑奶奶自己制酱、种菜、缝衣，自食其力，大受群众赞誉。无形中，人们以她为楷模，凡是“姑奶奶带了头的，总不会错”。新四军依靠她的号召力，妇女工作开展得很顺利。
她的家不仅是民运组同志们的驻地，还成为南来北往的新四军将士的落脚点，粟裕、袁国平等都曾在那里吃住休息过。她把自家供奉仙姑的、比较隐秘的“仙姑庙”腾给中共茂林区委作为秘密办公室。在那间办公室里，有许多同志举起拳头宣誓入党，其中就有吴鸿赐老人。
成为中共党员的老人带头报名参加妇抗会，在原妇抗会主任吴友廉参加新四军后，她接任主任之职。在动员扩军的群众大会上，她讲扩军的重要意义，深得人心。国民党的一个联络参谋在群众大会上大放厥词，公开诽谤新四军。吴老太以群众代表的身份走上讲台，摆事实，讲道理，义正词严地逐条驳斥，令对方哑口无言。
皖南事变发生后，早就引起反动势力仇视的吴老太被逮捕关押，经她老伴四处活动，才得以保释。她回村后，首先想到的是党的文件与同志们的安全，立即把事变发生时藏在她家地板下的妇抗会名单及其他文件取出烧掉，以防再遭逮捕或搜查。
果然，她后来又两次被捕，第三次被捕后遭到敌人反复折磨。吴老太大义凛然，不畏强暴，以年过半百之躯忍受种种酷刑，始终严守党的机密。出狱后，她心系皖南事变时新四军寄养在群众家的子女，多次让老伴暗中探望照料。
舍女儿救女兵
1940年底，新四军军部人员分批撤离皖南，转移到苏中、苏南敌后根据地，准备继续北上。皖南事变前后，苏南的形势也紧张起来，不仅国民党军队阻挡着新四军北上的路，而且日军也严密封锁了铁路，沿线的村庄都成了日军的“爱护村”。在“爱护村”里，人人要挂“良民证”，实行联保，扬言如果发现窝藏一个新四军战士，全村人格杀勿论。同时，还封锁了运河和长江，船只全部被管制起来，以阻止新四军渡江北上。
在这种形势下，新四军在皖南事变前先行撤离的几个梯队全部化整为零，分成几个小组。战士们脱下军装，换上便服，装扮成老百姓的样子，在地方党组织和老百姓的掩护下，分散行动，待机北上。
像鱼儿游到了水中，这段时间内，新四军战士生活在老百姓家里，演绎出许多鱼水情深的故事。当年流传最广、最感人的是发生在苏南金（坛）丹（阳）武（进）地区一位老乡用自己的女儿换下了一个女兵的故事。
1941年初，丹阳里庄桥附近的苏南交通站到了11人，其中只有徐若冰一个女同志。他们在交通站站长的安排下，每天早出晚归，清早背上行装，躲进离村二三里路的竹园里，等到吃饭的时候回到村里，吃完饭后，又匆匆离去。
发生故事的那天，北风呼啸，夹着濛濛细雨，路上几乎不见人影。就在回交通站吃午饭的时候，大家议论着说：“这样的天气，汪派（伪军）不会来的，我们放心吃饭吧。”可是话音未落，只听交通员大声喊道：“快跑呀！快跑呀！汪派来了！”接着，枪声、嘈杂声连成一片。11位新四军战士混在老百姓中间，纷纷向田间跑去。新四军女兵徐若冰慌忙中发现，人群中竟看不到一个妇女，只有自己是个女的，混在里头目标显然太大。怎么办？正不知所措之际，交通站隔壁跑出来一个老人，他一把拽住徐若冰，说：“姑娘，快！快到我家来！”
老人也姓徐，是交通站站长的弟弟。他头发花白，五十多岁，配合他的哥哥帮助新四军做了许多好事，周围群众像尊敬他哥哥一样尊敬他。他让徐若冰到灶下烧火，以避开伪军的视线，叫女儿鸣凤在灶头上做饭，并对徐若冰说：“不要怕，你就说是我的外孙女，从上海来的，为外婆做周年忌日的。”
伪军一进村就不停嚷嚷：“谁是新四军，快快站出来，否则，抓到后立刻打死他！”“谁窝藏新四军，就没有好下场！”随着一阵吵吵嚷嚷，几个伪军闯进徐大爷家。他们像饿狼似地翻箱倒柜掠夺财物，注意力并不在搜查新四军上。就在他们刚要离去的时候，进来一个便衣汉奸，他贼眼一溜，发现了徐若冰，一伸手把她揪了出来，喝问道：“你是不是新四军？跟我走！”
没等徐若冰开口，徐大爷连忙护住了她，并跪下向他们哀求道：“她是我外孙女，从上海来的，为她外婆周年忌日来的，不是新四军，求老总放了她吧！她胆小害怕呀！”徐若冰此时不能说话，一开口，口音不对，更会引起怀疑，索性就装得像没有见过世面的女孩子一样，站着不动。那个汉奸看看她的穿着打扮，又看看她的神态，对徐大爷的话似信非信，手仍揪着不放。徐大爷跪在地上苦苦哀求：“老总，你放了她吧！你不信的话，请看挂在墙上的锡箔、纸钱，我们正为她外婆做忌日呢。”那个汉奸说：“不管她是不是新四军，我一定要带走！”说着就恶狠狠地揪着徐若冰的衣领往外拉。
眼看着那汉奸态度坚决，非要把徐若冰带走，徐大爷急了，他含着眼泪，指着他的女儿鸣凤说：“老总，你们要带还是把她带走吧，若是把我的外孙女带走，我对不起她的父母和外婆呀！”就这样，汉奸把徐大爷的亲生女儿带走了。
鸣凤姑娘一句话也没说，跟着汉奸走了。徐若冰着急地抓住徐大爷的手：“大爷，鸣凤她……”徐大爷拉着她的手说：“小徐，你不好再呆在这里了，马上送你走！”她还是不放心地问：“鸣凤怎么办？她不要紧吧？”大爷安慰着说：“你不用担心，她是本地人，可以想办法弄出来的。如果你被带走，就没救了。孩子，你放心走吧！”
徐若冰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徐大爷，转移到另一个村子。不久，她安全地过了运河，过了铁路，过了长江，到达盐城新四军新军部。
全国解放后，徐若冰曾多方打听徐大爷和鸣凤姑娘的情况，都未有结果。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徐若冰被审查，“造反派”为了找出她“可能是叛徒”的证据，到丹阳外调，居然找到了鸣凤。当年这个舍身救女兵的鸣凤姑娘，面对“造反派”的“三堂会审”，义正严词地说明了当时的情况，又一次保护了徐若冰。徐若冰也由此找到了鸣凤，并把她接到了自己工作的地方。
当这些女兵冒着炮火，冲进硝烟，谁还能把她们与“弱者”联系在一起？和男儿一样，她们转战大江南北，宣传抗日，发动群众，救护伤员，经受着炮火与硝烟的考验，接受着血与火的洗礼。在艰难的战争岁月里，她们要比男子付出更多的辛劳和心血，做出更多的牺牲和奉献。她们同样是顶天立地的人，是值得我们钦佩并讴歌的人，是值得史学家、文学家大书特书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