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仲廉和丈夫江华
很多人都熟悉江华，他曾是我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是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首席大法官。然而对于江华的妻子吴仲廉，人们或许感到陌生，但是她却是一位不平凡的女性。
跟随朱德上井冈山
吴仲廉原名吴统莲，湖南省宜章县城关镇人，1908年12月6日出生。吴仲廉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加之天真活泼，既会吹拉弹唱，又能歌善舞，还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因而在学校颇有名气。
1926年夏天，国民革命军北伐的大革命浪潮席卷南方各省。毗邻广东的湘南地区自然首先受到革命的洗礼。正在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吴仲廉，积极投身到革命的行列之中。1927年4月，由同学曾志介绍，吴仲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8年1月12日，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在中共湘南特委和当地农军的配合下，智取宜章县城，掀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
吴仲廉等在家乡组织碕石年关暴动，一支由300多名赤卫队员组成的碕石工农革命军独立营正式成立，彭晒任营长，朱德派龚楷担任党代表，吴仲廉负责后勤工作。这时，参加过南昌起义的萧克也来到碕石村，向特支书记彭晒和组织委员吴仲廉递交了党组织介绍信。特支决定，任命萧克为独立营副营长兼第一连连长。吴仲廉随军参加了攻打桂阳县城、临武的水东和宜章的象山、大黄家等多次战斗。这个文静的女师范生，在枪林弹雨中成长为宜章农军中的一员勇敢的女将。
朱德、陈毅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很快占据了湘南，控制了贯通南北的重要通道湘粤大道，部队扩大到8000多人。3月间，粤、桂、湘军阀混战结束，军阀之间取得暂时妥协后，立刻勾结起来，以七个师的兵力对工农革命军进行围剿。为避免在不利的条件下同敌人决战，朱德、陈毅果断决定，起义军撤出湘南。4月上旬，工农革命军和宜章县党政军人员及家属子女共3000多人，在师长胡少海的指挥下，向井冈山进发。此时，已调到中共宜章县委组织部工作的吴仲廉，带领的是一支数百人的特殊部队，除了少数手持大刀、梭镖的赤卫队员外，几乎是清一色的老少妇孺。为了摆脱敌人的追击，部队只能翻山越岭走小路。经过20多天的艰难行军，这支特殊队伍终于和大部队一起到达井冈山。
古田会议决议的最初抄写者
朱、毛井冈山会师不久，吴仲廉被调到红四军政治部工作，在毛泽东身边任书记员。吴仲廉经常一个人干几个人的工作，刻钢板、抄文件、印材料，样样工作都完成得很出色。
为了打破湘、赣两省敌人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1929年新年刚过，红四军下山到敌人后方牵制敌人。为了开展群众工作，红四军下山前，成立了工农运动委员会，由前委委员谭震林担任主任。谭震林调来曾志、伍若兰、贺子珍、吴仲廉和康克清等七名精明强干的女将，组成妇女组。
妇女组一住下来，就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帮助地方建立雇农工会和农民协会，为部队筹粮筹款。她们还跟随毛泽东开过几次调查会。毛泽东亲自制定了一份了解农村阶级关系的调查表，妇女组走一路问一路，把访问的内容记录下来。晚上，由吴仲廉将记录整理抄写出来，送交毛泽东。
在红四军前委工作的那段日子里，吴仲廉经常给毛泽东抄写报告、讲话，她也增长了不少见识，明白了许多革命道理。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召开。吴仲廉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古田会议。古田会议总结了南昌起义以来红军建设的经验，批评了各种错误思想，坚持以无产阶级思想建设党和人民的军队。大会一致通过了毛泽东代表前委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
这个决议的最初版本，就是吴仲廉亲手抄写的。
悲壮历程中的坚强女性
红军长征途中，吴仲廉是军委卫生部担架队政治指导员。这支担架队共有30多副担架，100多名红军战士和一部分途中请来的民工。红军日夜兼程，一路强行军。担架队的同志除了自己的行装，还要抬着伤病员，付出的艰辛可以想见。为了照顾伤员和整个担架队，吴仲廉不顾辛劳，跑前跑后，不断地劝说和鼓励民工们克服困难向前走。
1935年6月，红军两大主力会师后，吴仲廉被调到红五军团教导队任教员。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
为了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和打通国际通道，中央组建西路军，西渡黄河，向河西走廊进军。身为红九军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的吴仲廉奉命西渡黄河。西路军成立了一支干部支队，由毕占云任队长，吴仲廉的丈夫曾日三任政委，与主力分开行动。吴仲廉和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张琴秋也在这支队伍中。
西路军失败后，吴仲廉被马家军俘获，从张掖押解到西宁，在一医院做苦工。在那里，她被敌军医罗承训认了出来。几个月前，罗承训随马家军在一条山阻击红军时，曾被红九军俘获。经吴仲廉和敌工部同志的教育，罗承训获释，红军发给他路费。罗承训非常感激红军。当他认出吴仲廉时，当即表示要帮助吴仲廉脱离虎口。
此时，在马步芳第一○○师跳舞团里，扩充进三四十名被俘的西路军政治部剧团的女战士。当她们得知张琴秋、吴仲廉和妇女独立营营长陶万荣等重要干部被俘的消息后，女战士们非常焦急，千方百计地将她们认领到跳舞团保护起来。吴仲廉与张琴秋、陶万荣商议，准备利用罗承训的帮助逃出西宁。然而，事情正在筹划之中，却出现了意外情况。
原妇女独立团女战士杨绍德被俘后，被“赏给”国民党青海省党部宣传科长陆澄做小老婆。一天，杨绍德去跳舞团看望女友，无意中发现了张琴秋，回家后便向陆澄告密。陆澄的上司正是蒋介石派驻青海监视马步芳的国民党省党部特派员、政训处长李晓钟。为了把张琴秋、吴仲廉等红军重要干部从马步芳的手里弄出来，李晓钟和陆澄假意应承将她们送回原籍的要求，并亲自护送。可一行人到达西安后，李晓钟和陆澄便原形毕露，竟把她们交给国民党宪兵队，直接将她们押往南京，关进国民党关押政治要犯的南京晓庄“反省院”。
参加中共七大的夫妻代表
1937年8月18日，周恩来、叶剑英乘在南京参加国防会议之便，亲自到晓庄“反省院”探视在押的政治犯，并积极开展营救工作。10月初，吴仲廉和张琴秋一起回到延安，进入中央党校学习。
在延安，吴仲廉见到毛泽东和许多中央红军的老战友，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当年曾和她一起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战友江华，此时已是军委四局局长，他对吴仲廉更是关心备至。吴仲廉在讲述了这些年异常艰苦的战斗经历后，又谈到丈夫曾日三不幸英勇牺牲，以及留在河西走廊的不满周岁的儿子。这位在严酷斗争中从未掉过一滴眼泪的坚强女性，此时已禁不住潸然泪下。
西路军突围时，队伍被打散，吴仲廉忍痛把孩子寄养在甘肃临泽一个叫王学文的保长家里。吴仲廉被俘后，王学文曾前往张掖看望过她。王学文让吴仲廉放心，他一定将孩子抚养成人。为了纪念丈夫曾日三，吴仲廉给孩子取名王继曾。
听了吴仲廉悲痛的述说，江华的心情非常沉重。他安慰吴仲廉说：“等到革命胜利了，一定把孩子接回来，我们一起抚养他！”
江华的一席话，吴仲廉非常感动。
1938年春天，吴仲廉从中央党校毕业，被派往陕西泾阳县，在安吴堡青训班任女生大队指导员。
江华被任命为山东纵队政治部主任。离开延安前夕，江华去凤凰山向毛泽东辞行。毛泽东在分析了山东的抗战形势、叮嘱了一番关切的话语后，又关心地问江华：“这次去山东，还有什么困难吗？”
在毛泽东身边成长起来的江华，索性一吐为快：“我想和吴仲廉结婚！”
毛泽东笑了：“这很好嘛，你和吴仲廉曾一起参加学生运动，又都是‘井冈山人’，我同意你们结婚！不过，还要履行一下组织手续才是。”
听毛泽东这么一说，江华恨不得插上翅膀，立刻飞到泾阳，把这个喜讯告诉吴仲廉。
1938年8月，由张经武司令员率领的山东纵队从延安出发了。在途经泾阳时，吴仲廉也参加到他们的行列之中，并担任山东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兼秘书长。江华和吴仲廉骑着马并肩开赴山东抗战前线。
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江华和吴仲廉作为七大正式代表出席了这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党的代表大会。在500多名七大正式代表中，除了朱德、康克清，周恩来、邓颖超，张闻天、刘英，李富春、蔡畅等人外，夫妻双双同为七大正式代表的实不多见。
新中国第一位省高院女院长
1952年，吴仲廉出任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成为新中国担任这一高职的第一位女性。
新中国的人民法院是在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提高老干部，培养新干部，改造旧司法人员”，成了人民法院最迫切的任务。吴仲廉刚一上任，便带领省法院的同志，“一边作战，一边建军”。他们携卷下乡，巡回审判，在浙江全省普遍建立起人民法庭和巡回法庭，清理了数以万计的积案，使人民法院的工作很快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吴仲廉本人也迅速完成了从党的政治干部到司法战线领导人的角色转变，成为颇有建树的人民法官。
吴仲廉认为，人民司法工作既要讲专政又要讲民主，一个国家是否真正做到民主，律师制度的建立是一个重要的标志。1955年，她率先提出建立律师协会，允许律师依法为被告申诉、辩护。
吴仲廉十分重视人民来信、来访和对申诉案件的处理，并将此作为人民法院同人民群众联系的一条重要渠道，作为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实现审判监督的必要手段之一。在她的倡导下，浙江省法院较早地建立了人民来信登记、编号、转办、催办、审批、答复、总结等归档制度，做到件件有交代，事事有着落。省法院还规定了院长、庭长、处长定期轮值接待来访群众的制度。吴仲廉的接待记录详细明了，受到最高人民法院的好评，并转发全国各高级人民法院参阅。
吴仲廉坚决反对一切不按法律规定办事的违法行为，力求从法律程序和制度上确保判案的正确。对于法院“独立审判”有争议时，吴仲廉大胆地给最高人民法院负责同志写报告，明确提出法院工作就是要依法实行独立审判。在指导审判工作时，她一贯强调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她经常说：“审判案件是关系到人的政治生命甚至生杀予夺的大事，认定事实、执行政策一定要过硬，来不得丝毫马虎。”
1956年，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清查案件时，各地上报的死刑犯有854人之多。吴仲廉觉得这个数字非同小可，这么多死刑犯人要牵涉到数千名家属，影响面很大。于是，她亲自审阅案卷，核对事实，经常工作到深夜。她还派出近百人的工作队到各地核实情况。经过一一甄别，再三审核，最后确定非杀不可的只有24人。吴仲廉依法办事，有胆有识，被群众称赞为“女包公”。
1966年“文革”开始，在“砸烂公检法”的喧嚣声中，吴仲廉作为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兼党组书记，又是浙江省“头号走资派”省委第一书记江华的妻子，在劫难逃。
1967年1月18日，在上海“一月夺权”风暴影响下，浙江“造反派”在公检法系统全面夺权。吴仲廉被隔离审查，第二天下午5时左右，服务员给吴仲廉送饭。推开门，只见吴仲廉坐在沙发上，头伏在沙发扶手上。服务员以为她在休息，便过去叫她吃饭。走到跟前，服务员惊呆了，吴仲廉已经死了……事后，有关方面给出的结论是：吴仲廉畏罪自杀。
吴仲廉去世后，“造反派”只通知她在上海的大儿子吴长征前去料理后事。可料理后事的整个过程既不让家人参与，又不让家人知道，吴仲廉的骨灰也被秘密处理掉。
吴仲廉去世的消息，当天就报告到周恩来办公室。周恩来怎么也不相信一个经过井冈山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考验的坚强的红军女战士会自杀！他要求立即查清情况。但在那非常时期，周恩来的这一要求根本无法落实。
发生了这么大的事，被关押在浙江美术学院的江华却一点也不知道。
同年2月，毛泽东指示要把一批省委第一书记接到北京保护起来。当周恩来的一位联络员几经周折找到江华，告知要送他去北京时，江华的第一个反应是：“我去了，吴仲廉怎么办？”直到这时，人们才不得不告诉他：“吴大姐已经不在了……”闻听噩耗，江华如五雷轰顶，一下子瘫软了，人们只能用担架把他抬上北去的列车。
吴仲廉的孩子们事后曾作过许多努力，秘密寻找证据，力图查清母亲的死因。省法院的一些同志曾偷偷地告诉孩子们，说吴院长的死疑点很多：一个人怎么可能坐着，在没有任何外力的情况下，自己将自己勒死呢？就在她去世的前一天，她曾回家取过衣服，还请家里的厨师清炖了一锅鸡汤，说明她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继续坚持斗争；她几次利用上厕所的机会，鼓励其他同志，要相信党，要坚强……而眼下，现场完全被破坏，遗体已经被火化，连骨灰都不知去向。
然而，历史是公正的。1978年11月，浙江省政法系统为吴仲廉召开了平反昭雪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