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
1940年3月，我从大别山冲破国民党的重重阻挠，到达淮南路东半塔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第二天就受到胡服(即刘少奇)同志的接见，从此有幸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他的谆谆教诲与平易近人朴实无华的作风，使年轻幼稚的我受到莫大的教育。
刘少奇说：我们的军队没有文化不行
刘少奇对文化工作和知识分子工作十分重视，他是从中国革命的战略高度来考虑问题的。早在1940年3月我第一次受他接见时，当我汇报了大别山文化工作的情况后，他就指出，我们的军队没有文化不行，我们从红军时期开始，就用文艺形式来进行宣传鼓动，活跃部队和群众的文娱生活。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也离不开文化工作，为此党才把你们这批人从国统区调回来。
同年10月，他又对我讲，形势发展很快，这里的反扫荡刚胜利结束，陈毅同志率领的部队又在黄桥打了个大胜仗，八路军和新四军即将会师，苏北的广大地区即将连成一片。那里的学生和知识分子比较多，要争取他们参加我们的工作，将来可以办些学校。现在有一个新的任务，你把抗敌剧团的骨干带上，与苏皖地区文委的同志一起，跟我和赖传珠同志去苏北，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刘少奇从海安回到盐城，立即设立鲁艺华中分院筹备小组。有关分院的系科设置、干部配备、院址选择等，都是由他与陈毅商量后决定的。分院成立于1941年2月，时值皖南事变之后、新四军军部重建之初，刘少奇担任新四军政治委员，在斗争极为艰苦、军政事务十分繁忙的情况下，他领导了华中分院的筹建工作，并亲自兼任院长。开学时他与陈毅同志亲临讲话并为院刊题词。
1941年4月，刘少奇和陈毅到院部听汇报，了解到各系教学设备与图书奇缺的情况后，就派我与刘汝醴同志随新四军上海办事处主任杨彬到上海，与地下党联系，争取捐赠和设法购置。
7月24日，鲁艺二队在北秦庄受到敌人袭击，损失很大。8月上旬，我与二大队突围出来的同志到了朦胧乡三师七旅旅部，旅长彭明治、政委朱涤新要我们留在七旅工作一个时期，刘少奇知道后要我们立即回军部。我们途经三师师部驻地时，想不到刘少奇已先到了三师师部，在与三师师长黄克诚、师政治部主任吴法宪一起了解了北秦庄事件及那一带部队的情况后，刘少奇指出，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与国民党部队的区别，主要是和人民的关系。我们是为人民的，一切要为人民的利益着想。再一条我们应该是有文化的军队，不是老百姓讲的“丘八”，部队要尊重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
抗战文艺要为抗战服务
鲁艺分院院刊的创刊号封面上，刊登着红色油印的刘少奇院长的题词：“学习鲁迅，做坚持抗战的文艺尖兵!”他的题词原件和创刊号院刊，多年来我一直保存着，不幸在十年浩劫时被抄家抄没了。
文艺要为抗战服务，文艺不能背离党的方针政策，这是他贯彻党的文艺方针的指导思想。在江北指挥部时，他把大别山等地区来的文艺工作者召集起来，成立剧团取名为“抗敌”。
抗敌剧团成立后，演出《农村曲》《黄河大合唱》等节目，很受部队和群众的欢迎。后来到新四军五支队去演出，赶排了延安创作的独幕话剧《弟兄们拉起手来》，没有料到演出后却受到部队领导的批评。刘少奇同志知道后对我说，你们刚到这里不了解情况。文艺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一样，要有针对性。这个戏过多地表现了部队创建初期的游击习气，而现在新四军江北部队，正在整顿军风军纪，反对游击习气，提倡正规化。我们党和军队没有铁的纪律是不能战胜敌人的。他讲，宣传队除演戏唱歌外，行军途中还要配合形势，用说快板、写标语等形式做宣传鼓动工作，搞好军民关系。
1940年6月18日晚，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在半塔集街后一个有土围墙的大院子里，举行高尔基逝世四周年纪念会，同时宣布苏皖边区文协成立。刘少奇很早就来到会场。首先，陈岛同志报告高尔基生平，接着，便由剧团演出了刘保罗根据高尔基的《二十六个和一个》改编、由我写插曲的话剧《苦难中出生的孩子》。刘少奇除对此剧表示赞许外，还谈到高尔基的《母亲》等作品。可能他在苏联时见到过高尔基，对高尔基的情况很熟悉。他强调高尔基是我们无产阶级的大文豪，高尔基的作品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习和介绍。
我们抵盐城不久，有一个文工团在盐城体育场演出苏联的话剧《清算》，当时很轰动，我也觉得在敌后能看到苏联戏，非常新鲜，而且演出水平也不错。几天后，我与刘保罗同志见到刘少奇，谈论起《清算》时，他说这个戏是反映苏联当时的情况，现在演不合适。《清算》演出后，把城外教堂里的牧师和一部分地主吓跑了，使有些有钱人惶惶不安。我们为了抗战，要争取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清算》不符合今天中国抗战的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文艺不能脱离政治，不能背离党的方针政策。
刘少奇同志的谈话，使我们深受教益。
刘少奇十分关心新四军文化工作者
刘少奇同志平易近人，对同志亲切关怀、循循善诱的优良作风，感人至深。
1940年7月1日，在大田郢开会，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19周年。晚上抗敌剧团演出，孙诤同志演完《农村曲》后就到台下看戏，刘少奇认出她是演王大嫂的，就招呼她坐在自己身旁，边看戏边和她交谈，听她说话是北平口音，就问她在北平什么学校上学，当知道是在女二中读书，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后被学校开除，转学到慕贞女中时，他笑着说那是贵族学校。他了解到孙诤是怀着极大的抗日热情，从家中跳墙逃出来参加革命的，便鼓励说这种革命热情很可贵，同时他又语重心长地说，革命不能一阵子，要一辈子保持这种革命热情，就要好好学习马列主义，树立远大理想，做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
9月，日军对淮南路东进行扫荡，我带抗敌剧团在淮河南岸农村打游击。一天傍晚，指挥部的通信员找到剧团，把我带到马坝附近的一个小村里，见到刘少奇，才知道他非常关心剧团，要我汇报有关情况。他看到我光着脚，就问怎么鞋子都没有了?我说赤脚走路方便些。他笑了笑说，这次敌人扫荡来得有些突然，你们单独打游击，困难总是有的。敌人扫荡的时间不会长的，你们的任务是保存力量，要注意隐蔽，做好群众工作，随时同地方党和部队取得联系。他还询问剧团离开指挥部后吃过几次肉?粮食蔬菜有没有困难?有没有病号?我一一作了回答。告别后我刚走出门，警卫员追上来，塞给我一双新布鞋，说是首长交代送的。刘少奇对我的亲切关怀，使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反扫荡胜利结束后不久，我们随刘少奇去苏北。整个队伍的代号叫“乌江大队”，我们是直属中队的一部分。一路渡淮河，经蒋坝和洪泽湖边的高良涧，绕道淮阴、淮安一带的游击区和敌占区。那一带不仅有敌、伪、顽的封锁，而且有土匪、封建会道门的武装，群众对我们又缺乏了解，情况异常险恶，我们只能以大部分的时间夜行军。夜黑风高，道路崎岖难行，有时还会听到断断续续的枪声，看到远处敌人烧房子的火光，气氛很紧张，但大家看到刘少奇和我们在一起，就自然地产生一种安全感。队伍出发前集合或行军休息时，刘少奇常走来看望大家，有时会跑到年龄较小的田川和王维良同志跟前，拍拍他们的脑袋说：“小鬼，走得动走不动?”或者问大家累不累。他这一问，无形中使大家忘记了紧张和疲劳。
一次深夜，天上下着小雨，在淮阴附近过封锁线时，驮幕布的毛驴受惊把一捆幕布给弄丢了。第二天，我怀着内疚和带着检讨的口吻向刘少奇汇报，准备接受批评。那时物质条件极困难，几块幕布还是设法从敌占区买来的。他听后先问人都安全到达了没有?听我回答都安全到达了，他笑着说，这就胜利完成了任务。幕布好办，到目的地后让供给部门买给你们就是了，这也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他还嘱咐我不要批评押运行李幕布的同志，团里也不要为丢失幕布而难过。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敬爱的刘少奇同志不幸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每忆及这些珍藏在心灵深处的往事，我就会心潮起伏，思绪万千。刘少奇关注新四军文化工作的点点滴滴，刘少奇的光辉形象将永远激励我们更坚定地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奋斗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