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3月下旬某晚，我接到中央党史研究室一部主任霍海旦打来的电话，向我了解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1939年6月在皖北被枪决项英有没有责任？由于电话中无法畅谈，我向他提供了上世纪80年代采访戴季英等人时所获得的有关线索和看法，并向他承诺，正好我要去台北查档，届时顺便关心一下那边有没有高敬亭的史料。 
    没想到台北档案中收存的与高敬亭有关的史料还真不少。我随手输入高敬亭的姓名，梁冠英、刘茂恩、刘峙、张学良、何柱国、卫立煌、何成濬、廖磊等国民党将领涉及高敬亭活动情况给蒋介石的电报，居然有582封！

    高敬亭1907年出生于河南省新县一户农民家庭，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被张国焘提拔担任中共鄂豫皖分局委员兼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高敬亭是一个带有浓烈悲剧色彩的历史人物，他的身上充满着矛盾：参加中共资历不深，却在严酷的对敌斗争和党内斗争的特定背景下迅速擢升到根据地高层要职；对敌斗争勇敢顽强，却又热衷于搞党内“肃反”；在与上级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他领导了三年游击战争，为中共保存了红二十八军这支武装；他对国民党有杀父杀兄杀妻的深仇大恨，却能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转折关头，成功地达成了鄂豫皖边区的停战协议；他以“肃反”为名错杀了不少同志，但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同志错杀。

    台北档案中涉及高敬亭的电报，绝大部分是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国民党各路大军围剿红二十八军呈蒋介石的报告，从中能证实，高敬亭率领红二十八军这支千余人的部队，转战鄂豫皖3省45县，拖住百倍于己的强敌于大别山区，为掩护和策应主力红军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红二十八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因囿于篇幅，本文提供部分台北档案提要，从中可以了解高部改编前后的历史活动：

    1937年8月7日：“卫立煌电蒋中正，高俊亭请求招抚，要求加入陕北集团或随国军行动及集合各地零股潜散之匪，需两月时间。集合地点计分两处，一为岳西之九河，一为黄安之七里坪”；

    1937年9月11日：“卫立煌电蒋中正，本署委高俊亭为豫皖鄂边区第一挺进军司令，并令刘刚夫即赴黄安面交关防官章。高俊亭已集合所部分驻七里坪、黄陂、宣化店一带。另请分电制止随枣泌桐四县驻军团队对该部堵截”；

    1937年10月20日：“何成濬电钱大钧转叶挺，据程专员称高俊亭部声言，俟非红军家属善后未妥不能前来，又闻该部已将卫督办发给之挺进军关防退还，自拟改为八路军补充队，并以人民抗日军及共党名义布告宣言，请叶挺早调前线”； 
    1938年4月16日：“廖磊电蒋中正等，据叶挺称高俊亭已令其3月1日离开黄安并兼程到达合肥，归李总司令指挥，已转知廖磊就近归第二十一集团军指挥，并饬高俊亭部迅开合肥”；

    1938年11月2日：“中央秘书处电蒋中正，新四军高俊亭部在岳西暗中招兵，请饬查核办”；

    1939年5月28日：“白崇禧电蒋中正，据廖磊称高俊亭部欺骗税收购买民枪、破坏基层组织、摧残保甲人员、派粮派款，又叶挺近渡江煽惑民众扩大实力，应速饬防范”。

    1939年6月，高敬亭以“反党、反军部、张国焘的高足弟子”等罪名被处死刑。

    36年后，高的女儿于1975年10月给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写信，要求澄清其父的问题。这时毛泽东已经患病在身。11月30日毛泽东批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调查此案，并“以其结果告我”。12月9日汪东兴向毛泽东递交调查报告，禀明：从中央当时给新四军的复电看，未查到中央复电中提到同意枪决之事，而项英在给中央的电报中称：“白崇禧电奉委座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12月14日，毛泽东在汪的调查报告上批示：“请军委讨论一次，我意此案处理不当，其责任我怀疑主要是项英。”

    高敬亭之死距今已有72年之久，然而这个谜团却仍然扑朔迷离，令人难解。我掌握的历史资料是：叶挺率邓子恢、罗炳辉、赖传珠、孙仲德等于1939年4月底从皖南过江整理江北部队，5月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6月初高敬亭被软禁。6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任命徐海东担任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即是说高敬亭已被中央免职。6月下旬召开为期三天的公审大会，在第三天的大会上宣读了中共中央开除高敬亭党籍的决定和新四军军部开除高敬亭军籍的决定，说明此时已不存在对其挽救问题。在正要宣布散会时，宣读了刚刚收到的蒋介石批准枪毙高敬亭的回电。

    有人说叶挺对此要负主要责任。可是从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团长朱克靖关于公审大会的报道看，叶挺连大会主席团成员都不是，他从党外人士和军长的角度在大会上发言，认为中国共产党和军部对高已“做到仁至义尽的地步”。

    毛泽东怀疑项英要负主要责任。不错，作为新四军的最高决策者，项英肯定有责任，但在叶挺一行北上途中，项英还借毛泽东的名义致电高敬亭，指出四支队的重要战略地位和责任，督促、鼓励高部早日东进：“党中央同志均热烈希望你们、信任你们能向这一前途迈进。”因为当时只有皖南军部能与重庆军委会电讯联络，所以毛泽东仅凭汪东兴报告中引用的一句话就认定项英要负主要责任证据似嫌不足。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视察安徽时，中共安庆地委书记在汇报中提到高敬亭在当地很有影响，不知为何被处死？毛泽东回答说：“是戴季英搞的鬼。”戴季英解放初任中共开封市委第一书记，当时因反党罪名正在坐牢。

    在一些四支队老同志中传说，高敬亭被处决后两个小时，党中央电报到了，内容是将高敬亭送延安学习。上世纪80年代我曾多次采访已获平反出狱的原四支队政治部主任戴季英，他斩钉截铁地表示：是党中央批准枪毙高敬亭的，叶挺亲自给我看的电报。他并反问我：“高敬亭这么高的职位，如果不是党中央批准，谁有这么大的胆敢动他？”

    要弄清这件事说简单也很简单，只要把汪东兴报告中提到的请求蒋介石批准杀高的电报以及蒋“照准”的回电全文公布出来，真相就会一目了然。

    奇怪的是，这次在台北查蒋档，582封关于高敬亭的电报中，偏偏就没有查到“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的电报。倒是在1939年5月26日以叶挺、项英署名，发自泾县呈蒋委员长的寝午秘电中，在汇报整理四支队并请求增发军费时，有“拟请准将高敬亭撤职以示警戒”之语。当时叶挺正在江北，此电应为项英所发。 
    此外，还查到国民党中统局长朱家骅、副局长徐恩曾于1939年7月5日呈报蒋介石关于中统特工6月24日、28日发自安徽立煌的两封电报。6月24日电曰：“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高俊亭于6月7日被撤职查办。其原因除高（俊亭）戴（季英）对立及第七团正副团长脱离事件外，尚有（一）高曾为张国焘之干部，过去曾一度不服军部之指挥；（二）该队留守处主任英兆元等控高四点：A经济观念不清，前内战时所存二万余元不明用途而告净尽；B擅扣军饷充实合作社基金供少数挥霍；C私生活浪漫，妻妾二人左拥右抱，引起部队离心；D扩充实力企图叛变。高被扣后叶挺即派人至舒城东蒋冲将高之妻妾扣押，搜出金砖七块，硬币七千余元，并令高等所办之合作社所有存货分送梅河、乌沙、小七里河、晓村等地。”6月28日电曰：“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高俊亭于本月7日撤职查办后，已于26日被执行枪决。”

    1977年4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

    1980年4月19日，高敬亭骨灰安放仪式在安徽省合肥市殡仪馆隆重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