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飞
在叶飞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特别怀念新四军研究会的首任会长。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对新四军怀有特殊的感情。1997年10月14日在南昌纪念新四军成立6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他提出了“共同做好研究和宣传新四军这篇大文章”的使命。这充分显示出他的远见卓识和历史责任感。
抗日战争时期，叶飞在华中敌后战场叱咤风云，屡建功勋。他任新四军第六团团长，曾率部突破国民党的限制，挺进苏南东路地区，首战黄土塘，炸浒墅关车站，挥兵上海近郊虹桥机场；北渡长江后，率部紧急支援半塔保卫战，指挥郭村保卫战，鏖战黄桥歼韩顽；率部粉碎日伪军的扫荡、清乡，他是车桥战役的前线指挥员，是苏浙军区副司令员，参与领导建立苏浙敌后新区和指挥浙西天目山第三次反顽自卫战，为创建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夺取华中抗战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叶飞同志是唯一一位由海外归国的高级将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最年轻的开国上将之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红军闽东独立师师长、师政治委员，参加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华东野战军纵队司令员，第三野战军兵团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福建军区司令员、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福建省省长，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福建省军区司令员、第一政治委员，福州军区司令员、第一政治委员，国家交通部部长，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第一政治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
德高望重的第一任会长。叶飞晩年以80高龄出任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第一任会长。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从1980年4月成立后的14年多的时间内，由于种种原因，会长这个位置一直空缺，这不利于新四军研究会工作的广泛开展和研究会的健康持续发展。应广大新四军老战士的推荐和邀请，1994年叶飞担负这一重任，成为新四军研究会的掌舵人，使新四军研究会有了一个完整的领导班子。叶飞担任新四军研究会会长，是众望所归。首先他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全过程的参加者，是新四军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其次他在这三场战争中，都是我军战功卓著的高级指挥员，新中国成立后又担任了国家领导人，有很高的威望；再次，他主持编纂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新四军》这两部历史资料丛书，对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历史有全面的了解、深入的研究、正确的把握。叶飞同志担任会长以后，对研究和宣传新四军作出了一系列的指示，做了一系列的工作。他确定要编纂《新四军的组建与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史》等四部专著；他倡议创办宣传新四军的刊物，并为刊物定名《铁军》，为《铁军》题写了刊名，要求刊物办出自己的特色，办得使老同志和年轻人都爱看；他是中国新四军研究会拍摄的第一部文献纪录片《铁的新四军》的总顾问。他要求电视片全面、系统、不能漏掉哪个游击区，更不能漏掉哪一个师。电视片要宣传党的正确路线，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从而对新四军研究会的工作指明方向，使新四军研究会各项活动步上正规，使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研究和宣传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叶飞老会长倡导要大力研究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历史。1996年6月在各新四军研究会会长碰头会上，叶飞说，新四军及其根据地的历史很值得研究，更应该很好地宣传。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历史，是中国抗日战争史和中国共产党革命史的一部分。由于新四军的组成和所处环境等的特殊性，华中抗日根据地所处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在抗日反顽斗争和根据地建没中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这些都值得研究和宣传。没有新四军抗日反顽斗争的胜利，就不可能建立华中抗日根据地，这就是毛泽东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没有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发展，新四军就没有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撑，这就是刘少奇说的根据地是新四军的“家”。叶飞指出：一是华中是平原水网地区，交通特别发达，没有大山，这里又是敌人的心脏地区，新四军能够在这里打游击，建立根据地，不仅能生存，而且能发展，跟八路军在华北抗战不同，这很不容易；二是新四军和八路军不一样，八路军是由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主力改编的，而新四军则是由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的游击队改编的，力量较小，武器装备较简陋，所以不能打像八路军打平型关那样的大仗，只能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三是新四军反顽与八路军也不一样，华北沦陷时，国民党部队全撤走了，八路军在华北反顽，主要打的不是国民党军主力；而在华中沦陷时，国民党留下大量正规军，新四军要对付的，多是顽固派的正规部队。那时，新四军如果不解决反顽这个问题，就不能生存，不能发展。因为顽固派不让我们抗日，反顽是顽固派逼出来的，反顽是为了抗日。把这些问题研究透了，就能理直气壮地回答那些所谓新四军“游而不击”等谎言。
叶飞老会长提出要全面系统研究新四军。1996年6月叶飞在各省市新四军研究会负责人座谈会上提出：“研究新四军的历史，不能不研究三年游击战争。”他在接见福建省新四军研究会的同志时说：“研究新四军要从三年游击战争开始，并延伸到解放战争，才能弄清新四军的来龙去脉。”他说：“新四军就是因为是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编成的，有游击战争的经验，所以能够在大江南北建立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这是很值得我们研究的。”关于新四军与解放战争的关系，叶飞说：“在解放战争中，新四军成为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担任了重要任务。”“开始时，蒋介石轻视新四军，以为新四军是游击队，可以消灭。在淮海战役中，第三野战军消灭了国民党主力三个半兵团，把国民党的主力都消灭了，这样蒋介石就垮台了。所以，要研究新四军的历史，还要研究解放战争的历史。”叶飞老会长这个见解是很正确的，南方红军游击队、新四军、第三野战军的优良作风、战斗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我们将组织“南方红军游击队与新四军”的学术研讨会，正是为了探讨两者传承和发扬的问题。
叶飞老会长强调研究历史要服务现实。1997年10月，在南昌举行的新四军成立60周年纪念大会上，叶飞号召：“现在我们研究总结在战争年代、革命年代走过的道路，就是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承前启后。”“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新四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把它作为教育下一代的精神武器，力争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多年来，我们正努力这样做。我们组织了“新四军铁军精神”的大讨论，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征途中同样要弘扬铁军精神；组织了华中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学术研讨会，探讨在新形势下如何改善和加强政权建设的问题；组织了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廉政建设学术研讨会，总结我党历史上反腐倡廉的历史经验，以作今天我党开展反腐倡廉活动的借鉴。
叶飞老会长提倡学术问题可以自由讨论。他多次讲到，对历史问题有不同的意见，不强求一致，但都要有根据。写历史，要反复考证，不能道听途说，人云亦云，最后让历史作结论。这是科学的态度，历史的态度。我们的《铁军》杂志可以发表不同意见的文章。1998年11月12日，为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国新四军研究会在南京召开“刘少奇同志在华中”学术座谈会，叶飞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就刘少奇、项英的评价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得到与会同志的一致赞同。
叶飞老会长明确了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与各省市区新四军研究会的关系。叶飞担任会长以后，首先明确了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与各省市自治区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之间，没有隶属关系，是各自独立的研究组织。他说，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不是总会，如果叫总会，这个会长我就担当不起了。中国新四军研究会与各省市区新四军研究会之间是平等的，可以有横向的联系，互助合作的关系，中国新四军研究会可以起个联络协调的作用。各省、市、区新四军研究会要依靠各省市委、政府领导，争取他们重视和支持，这样才能做好工作，解决问题。希望中国新四军研究会能主动地、热情地和全国各地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搞好团结，共同努力把研究会搞得更好，使研究工作取得更大的成绩。从叶飞担任会长后，新四军研究会的队伍扩大了，各新四军研究会相互之间的关系更密切了，研究会的各项工作更活跃了。
叶飞老会长指出研究新四军、宣传新四军将是长期的、光荣的重要任务。自叶飞第一任会长之后，第二任会长彭冲、第三任会长周克玉，在研究和宣传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丰硕成果，但还不能说我们的工作做得差不多了。这是因为传承新四军的优良传统和铁军精神这一任务是长期的，就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史料收集和整理工作还远远没有完成，对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研究工作还有待继续深入和拓展。
“共同做好研究和宣传新四军这篇大文章”，这是叶飞老会长对我们的要求。我们没有辜负老会长的期望，在老会长打下的坚实基础上，我们正在努力做“这篇大文章”。我们编写出版了《新四军的组建与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新四军在华中》，编写了《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人物辞典》这些基础性的著作；还编辑出版了《铁军精神研究》《华中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研究》《廉政之鉴》《新四军将领论抗日游击战争》，正在撰写《新四军对日作战研究》等著作；还注重把研究成果向文化宣传的转化工作，在新四军成立60周年之际，拍摄了六集大型文献记录片《铁的新四军》；在新四军成立70周年之际，在北京军事博物馆等地举办了《铁的新四军大型图片展》；创作的《铁军组歌》在北京国家大剧院公演。我们编辑出版了《铁军》杂志，从内刊到公开出版，从双月刊到月刊，又从月刊到半月刊。为了做好“这篇大文章”，经过广泛征求意见，我在第五届第二次常务理事会上作出决定，编纂《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全书》，拟订了长期规划，在10年内编纂200本有关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书。让我们大家共同来做好“这篇大文章”，为服务中国梦作贡献，也是以实际行动对叶飞老会长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