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克骥和束颖在一起
克骥离开我们了，走得很远很远，却又仿佛时刻陪伴着我们，眼前、心里，很近很近。
尽显儒将风范
克骥于1917年1月20日出生在福建崇安（今武夷山市）。母亲从小教以古文诗词，为他的文化修养打下了底子，许多佳句名篇从小就能脱口成诵。
母亲带他到北京上学，寄居在二姨家。克骥亲历“三一八”惨案，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1932年冬，他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中共闽中特委组织遭到敌人破坏，克骥失去了与组织的联系，便与几位挚友组织了“大众社”，同读鲁迅、巴金著作，同研马列主义理论，同唱抗日救亡歌曲，把谋求民族解放和社会幸福作为己任。
在党组织遭受破坏时，克骥仍能坚持革命工作，独立开展活动，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积极寻找党组织。1937年春，克骥加入中国共产党，主要从事地下工作。他跟随中共代表、八路军副参谋长张云逸同志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几经周折，终将闽北部队编为新四军三支队五团，闽东部队编为六团。克骥调入新四军三支队任宣教科长，后调入新四军挺进纵队工作。
在皖南新四军三支队担任宣教科长期间，克骥写了多篇新四军消灭日军的文章。军部《抗敌报》负责人黄源同志将他的文章寄到重庆刊登，为澄清国民党散布的“新四军不打日本人”的谣言起了重要作用。
在华东野战军任宣传部长期间，部队受军阀主义残余作风影响严重。针对这一情况，克骥在钟期光副主任的指示下，下部队认真调研，写了《反对军阀主义》的文章。针对部队存在的山头主义，克骥又按粟裕同志要求下部队调查，写了《略论盲目性的山头主义》一文。这些文章对认识和解决当时军内存在的严重倾向性问题发挥了极大作用。
南征北战屡建战功
由一名热血青年成长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成长为共和国的将军，克骥南征北战，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出生入死，屡建战功，先后参加了郭村战斗、黄桥战役、讨李战役、反清乡、反扫荡斗争，以及高邮、陇海路、苏中、盐东、盐南、涟水和淮海等战役战斗。
在苏中七战七捷战斗中，面对国民党军队的疯狂进攻，他指挥部队采取轮番守备的战法，以连续的反冲击和白刃格斗，予敌重大杀伤，创造了华中战场解放战争初期阵地防御战的范例。在淮海战役中，他率领部队先后参与了围歼黄伯韬兵团和杜聿明集团的作战，指挥部队以坚决勇猛的战斗行动，大量消灭敌有生力量，打得敌人闻风丧胆。1949年2月，克骥奉华东野战军党委的命令，作为陈毅的代表前往上海、南京等地，在当地党组织的配合下，成功策反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及其所属40多艘舰艇在南京起义，为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和组建海军部队起到了重要作用。作为为数不多的海军创始人之一，克骥还担任过海军政治办公厅（即政治部）主任。今天，在江苏泰州白马庙海军纪念馆还陈列着他当时的照片。
出版中国第一部元帅传记
1980年春，时任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的克骥，受南京军区党委常委会的委托，主持《陈毅传》的编写工作，工程浩大，历时十余年。
他首先定下编写组的工作方针——不急于写作，先花几年时间“抢救”材料，从其亲属、同学和老同志那里去“抢救”，从党的历史档案里去“抢救”。从1984年开始，克骥就和其他同志一起从各级档案馆收集军事文稿史料。这年冬天，他和军区人民前线报社原社长张郊琳同志在北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翻阅资料。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他们从2000多份文电中，初选出100多篇中央给陈粟的文稿。这样，就结合了从上到下、从宏观到具体的视角把握创作。《陈毅传》的编写决定先行试笔，分不同阶段，以文艺笔法创作了九部纪实小说，奠定了全传创作的基础。
中国第一部元帅传记的出版得到社会各界广泛好评，引来多方要求介绍经验。胡石言组长向克骥提出：总结经验的文章我来写，署你名。克骥摇着双手说：“经验要总结，文章要写，你署名，或用编写组名义，千万不要用我的名！”
十多年间，克骥从军区政治部主任到副政委，到军区顾问，到离休，四易其职，而任传记编写组顾问却始终如一。期间，他对党的忠诚，对革命工作的创见，对陈毅元帅的敬佩与真情，对同志与部属的关怀爱护，敬业奉献，淡泊名利等优秀品质使我们永念不忘。
我1938年参加新四军，在挺进纵队与克骥相识进而相恋，1941年结婚。战争年代我俩分多聚少，和平年代虽然生活在一起，但有各自的工作。共同的理想信念使我们经历60多年风风雨雨，始终相敬相爱。
克骥对古文诗词尤为偏爱，并有深厚的功底。他对子女包括第三代，从小教以唐诗作为文化启蒙，孩子们个个都会背诗。他喜欢买书，我们一起上街，我和孩子们到百货公司选购衣物，他就自个儿去逛书店或者淘旧书摊。书房内满屋子都是书。鲁迅抗战前的日记好多本，就是他淘来的。
淮海战役期间，他在前线，我在后方。他每天把当天的战场情况写信告诉我，一方面通报平安，一方面为日后写作积累素材。可惜这些信件都在“文革”中被抄没了。病重中，他还叨念着要写几篇文章。我们商定由他口述录音，但他只说了前面一段，后来就长睡不醒，要写的内容就永存在他的心中了。
克骥逝世后，我清理他的遗物，发现满满一抽屉学习卡片，那是他1968年的读书笔记。那时他天天被拉出去批斗，而在批斗过后，回到窗户被钉得严严实实，24小时灯火通明的囚室，他又抓紧研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留下了成箱写满笔记和注释的卡片。
情系家乡希望工程
克骥也很爱好书画艺术，除欣赏展品外，也留意收藏一些名家佳作，积数十年的心血，珍藏有近百幅，十分珍爱。
暮年之际，我们考虑，若传给子女，固然可以使他们凭此衣食无忧，但也会害他们成为懒虫。特别是私人收藏不如展示大众有意义。因此，决定将全部88幅，包括徐悲鸿、张大千、董其昌、吴昌硕真迹等珍品，悉数捐给福建省美术馆。据业内行家评估，这批书画总价值不下几千万。受赠方给了我们25万元作为奖励，我们把15万捐给了克骥的母校武夷山实验小学，10万捐给了我的母校丹阳实验小学。
克骥又把自己的勋章、将军礼服、周恩来总理签发的委任状等28件文物以及4000多本珍贵藏书捐赠给武夷山市闽北革命历史纪念馆。他说：“这些藏书虽然价值不菲，但作为私人财产藏匿起来就没有什么意义，只有把它贡献给真正需要的后学青年，这种财富才能发挥作用。”
克骥临终前，一再嘱咐后事从简，不发讣告，不搞遗体告别，后在同志们的再三要求下，我只得违背他的本意按常规办。1955年授衔时，克骥是祖籍武夷山市的唯一一位将军，武夷山市委、市政府考虑到对青少年一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需要，热切希望克骥魂归故里。2009年，克骥部分骨灰移葬在武夷山市列宁公园内，终于实现了武夷山人民的这一愿望。
克骥的一生是光辉灿烂的一生，而源源不断给他养分与能量的，正是其谦虚谨慎的态度，几十年如一日的学习积累。他的好学精神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