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盐城市金融志》，一段光辉的历史映入眼帘：1941年4月1日，由新四军军部筹组的华中地区江淮银行在江苏盐城成立，4月12日正式开业。这是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开创我国金融事业写下的不朽篇章。为深入了解江淮银行筹组的前前后后，及其在艰苦岁月里所发挥的作用，笔者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同时走访了盐阜地区新四军历史研究的有关专家学者。

　　在一位研究新四军历史学者的指引下，我们到了盐城市中心商业大厦东侧向北约200米的剧场路15号（解放后新定的路名号码）。这里已经面目全非，砖瓦平房全部被拆掉，据说将在这里开发新型商业区。学者指着瓦砾遍地的地块告诉我们：这里原是胡泰当铺老板贾芝山的私人住宅，东西长30米、南北宽24米、总面积约720平方米的庭院里，几排古色古香的雕花木质结构的砖瓦房，是典型的清代风格。当年的新四军财经部和江淮银行就设在这里。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于1941年1月25日在盐城重建军部。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直接威胁着日寇和汪伪军占领的南京、上海的安全，被敌人视为心腹大患。敌人除了在军事上对我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清乡和大规模的扫荡外，还在经济上采用日军军用券、汪伪储备银行券、国民党“法币”以及韩德勤的“江苏省农民银行券”，掠夺根据地的各种物资，对我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

　　为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1940年二三月间，主持中原局工作的刘少奇就与后来任军财经部副部长的李人俊商量成立江淮银行，发行新四军的钞票，同敌人开展经济斗争一事。1941年二三月间，江淮银行进入紧张筹建阶段，为调配干部，军部财经部一方面抽调了陶涛等人作为银行的中层骨干；一方面与上海地下党取得联系，请他们在上海物色一些有志于抗日并熟悉银行业务的进步人士和青年，派到苏北根据地来。上海地下党很快就动员在银行界干了多年的杨森培、宋子嘉和里程等人，同时招进一批知识青年，专门举办了一期“财经干部训练班”，进行银行业务培训，并从抗大五分校选来部分女同志。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江淮银行的组织机构和人员配备齐全，于1941年4月1日宣告成立，4月12日挂牌对外营业,归军部财经部领导。实际上财经部和江淮银行对外是两块牌子，对内是一套人马，并设有江淮印钞厂。军财经部部长朱毅兼任行长，副部长李人俊兼任副行长（5月以后，新增副部长骆耕漠兼任副行长）。银行内部分设营业部、会计科、秘书科和金库。全行共有三四十个工作人员，和军财经部的人员吃、住在一起，党的组织和总务工作也没有分开。下设苏中分行（行址木并茶镇）、掘港支行、李堡办事处、益林办事处等。

　　在筹建江淮银行的同时，江淮印钞厂的筹建也在紧张地进行。1941年3月，军财经部朱毅部长找李林谈话，要他去上海与地下党负责购买印钞设备的同志联系，将印钞设备秘密运回盐城。李林在上海人熟地熟，但是为了安全，他一不投亲，二不靠友，只在一偏僻处找一家小旅馆住下，天黑了才出门，按照领导上交代的地点，与上海地下党经办的同志接上头，将采购好的印钞设备分三批运送。头两次是租用外国小轮船运送的，都获得了成功。第三批却在吴淞口外被日军查获没收。由于主要印钞设备都已运回，对印钞厂的建成未造成太大的影响。设备运回来了，但印制钞票的铜版纸还没有到手。李林再次到上海，与地下党的同志商量，决定采取两步走的办法运回铜版纸。第一步先从上海运到苏南常熟，第二步再从常熟渡江运回苏北盐城。前后共用了半个月时间，冒着生命危险，与盘查的日伪军巧周旋，终于穿越封锁线，运回到苏北根据地。

　　江淮银行的牌子刚亮出，还没有来得及工作，日伪军就分几路扑向盐城扫荡来了。根据军首长的指示，1941年7月20日，成立仅三个多月的江淮银行随军财经部转移，撤至阜宁，9月份撤销江淮银行，部分工作人员由副行长骆耕漠带队就近补充到新四军第三师和所辖的盐阜区，为今后组建盐阜银行保存了骨干力量。李人俊副行长奉命赴新四军第一师和所辖苏中地区，保留江淮银行名称。不久建立了江淮银行的各分支机构。盐城境内的东台、台北（今大丰）办事处隶属于苏中地区保留名称的江淮银行。

　　江淮银行虽然撤销了，但原来隶属它的江淮印钞厂还存在。印钞厂在东台县境的海边刚筹建起来，就遭到敌人大扫荡。在反扫荡中，工厂里的人员、设备，几经分散、隐蔽、搬迁，反而更加适应抗日游击战争的新环境。大扫荡过后，江淮印钞厂搬迁到阜宁县境，在羊寨以南红庙这个地方，重新安营扎寨，并于1942年7月正式开工，仍用以前制好的江淮银行票版，印制不同面值的江淮银行钞票，分别在苏中、盐阜这两个根据地里发行。

　　新四军历史研究学者还介绍了发生在江淮银行里的故事：就在江淮银行成立的第四天，时任江淮银行会计科科长的陶涛和军财经部长朱毅向组织上申请结婚，刘少奇当即在他们的报告上签了“完全同意”四个字，并说：“我也要和王前同志结婚了，就和你们一起举行个集体婚礼吧！”婚礼是在这个院子的北屋内进行的，既热闹又俭朴。茶话会上，大家围坐在一起，边唱革命歌曲边吃喜糖，充满了欢乐气氛。茶话会结束后，大家一起吃喜酒。喜酒只办了两桌，一桌是刘少奇和王前，另一桌是朱毅和陶涛，其余的人均为当时在盐新四军军部、中共华中局的领导人。第二天，也就是4月5日，刘少奇派人送来一封信，说婚宴两桌饭菜的60元钱从他的稿费里开支。

　　朱毅和陶涛结婚时，陈毅代军长在东台，4月中旬回到盐城时，听到了这个消息，一定要朱毅请他的客。一天，陈毅一走进江淮银行的大门就大声嚷道：“我要到鲁艺去讲课，还没有吃饭呢！你俩请我吃顿饭，就算补请我吃的喜酒吧！”还和陶涛开玩笑说：“你是学化学的，炒菜就是化学变化，你应该会烧菜。”不过，陶涛不会烧菜，他们就请食堂炒了盘鸡蛋，加上一碟青菜。吃完“敲”来的这顿饭，陈毅就去位于巷口的鲁艺华中分院上课了。

　　70年过去了，江淮银行的旧址已荡然无存了。然而，江淮银行在抗日战斗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在我国金融事业发展史上的地位将永留史册，像一座伟大的丰碑永远矗立在盐阜人民的心中。在江淮银行里发生的故事也被盐阜人民永远传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