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雪枫家书，指的是彭雪枫生前给夫人林颖的信，实有87封（应有88封，因1944年3月16日函已无存）。对这样一部几乎诠释了红色爱情全部内涵的好书，出版社在编辑出版时都应把它打造成“精品”。但令人遗憾的是，无论是1985年12月由文物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彭雪枫家书》，还是2005年3月由长江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彭雪枫将军家书》，都没有真正做到这一点。
文物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彭雪枫家书》编排简朴，封数齐全，字误较少，但失误影响较为深广。《彭雪枫将军家书》编辑出版较晚，且铅排和手迹同版，应对《彭雪枫家书》的失误有所察觉，但它不但没能避免前者的失误，反而失误更多。据统计，除字误、注误和漏字、漏句外，《彭雪枫将军家书》还重编家书1封（彭雪枫《所望于政工会者》，1942年5月25日与1943年5月25日重编）；本为一函，但因分作两个时间写成而将其分开编为两函者两封（1942年5月10日与12日函；1942年6月16日与17日函）；本为彭雪枫的一篇“杂感”，不是信，但却被编者当作信而编入其中；同时，因为这篇“杂感”是分作两日即1943年5月2日和3日写成的，于是编者又把它分作两函编了进去。这样，总计实有87封的彭雪枫家书，经编者这么一编，家书总数竟较原有家书多出5封，总计已达92封（91封，这是该书书目统计之误）了！
编错家书时间，这是编辑出版家书这类书籍的大忌。由于《彭雪枫将军家书》继《彭雪枫家书》之后重新编错了彭雪枫几封家书的时间，从而为彭雪枫在淮北抗战的研究制造和设置了许多难以破解的“伪命题”。现对对该书编错时间的几封家书略作考证，并顺便论及编者失误的原因，以求这部红色家书能够正确传世。
一、1942年1月18日函。此函没有年月，只有日期。长江版家书把它编为“1943年1月”18日，这是错误的。因为彭雪枫在该函中提到“昨天（即1月17日）会客之外，为《拂晓报》写一篇社论《论精兵主义》”。现查《论精兵主义》这篇专论，发表在1942年1月21日《拂晓报》第一版上。因此，此函就只能是1942年1月18日写的。
二、1942年2月19日函。这是彭雪枫很著名的一封家书。1980年6月，河南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彭雪枫书信日记选》一书时发表过它的摘要。落款时间是“1942年2月19日”。可是事隔五年之后，即1985年12月在文物出版社编辑出版《彭雪枫家书》一书时却把它编为1942年3月19日。对照手迹，可知这是明显的差错。然而这一差错，却没有引起持有彭雪枫家书手迹的长江版家书编者的重视。彭雪枫这封家书中说到“过年”（春节）和他“读《日出》”剧本的事。据查，1942年春节是2月15日。就在节后2月17日林颖走后的当天“深夜两点”，彭雪枫除“一个人埋头于小庙里读《日出》，一气读到头”外，又写了读《日出》的“感想”和这封家书的前半部分。十分明显，这里彭雪枫所说的他读《日出》的时间已是2月18日了！而这一时间，又恰与1942年“三一八夜”彭雪枫函告林颖时所说的“一月之前的今天读《日出》剧本”的说法完全一致。因此，彭雪枫这封家书就只能写于1942年2月，而不是3月。
三、1942年3月12日函。此函是彭雪枫“读（林颖）来信后写”的，没有年、月、日。长江版家书把它编为“1942年3月4日”，年、月不错，具体日期有误。因为林颖来信曾谈到那年“三八”节会上成立边区“总妇救”会这件事。因此，彭雪枫此函的撰写时间就必在这年“三八”之后，而不能在此之前。此其一。
其二，林颖在来信中还说到“几天的会开得太倦人了”。3月13日，彭雪枫在复林颖的信的附言中也说到“午饭后接电话，始知才开完会”。这说明，彭雪枫撰写此函的时间必在边区总妇救成立暨“三八”妇女节纪念大会临近结束或基本结束之际。据《拂晓报》1942年3月12日报道，边区总妇救会成立暨“三八”节纪念大会历时三天，3月10日结束。3月11日，部妇救会又召开扩大干部会，详细讨论部署大会决议及早实施。林颖身为总妇救会青年部负责人，此会理当参加。据此判断，彭雪枫撰写此函当是此会结束后一两天之内的事。
其三，林颖来信中还谈到她的“那篇文章”。即“3月13日晨”彭雪枫函复林颖时所说的《妇女干部修养问题》。这篇文章，彭雪枫说他是在“昨夜”才“读了”的。由此可知，3月12日彭雪枫收到林颖来信，一气之下便给林颖写了这封“抗议”（对林颖的字提出批评）信。夜里，则又“读了”林颖随信寄来的“那篇文章”。这就是说，彭雪枫写这封“读后”函的时间，是当年（1942年）的3月12日。这种情况表明，重视和掌握“枫林”前后来往信件所反映的历史事件，并弄清这些事件的来龙去脉，是确定此函时间的关键。不然，妄定日期，势必出错。
四、1943年4月28日函。此函没有年月，只有日期，反映了1943年4月20日彭雪枫随四师师部由半城附近大王庄刚刚迁到泗南陈店子以后不久一个非常有趣的经历。当天夜里，即4月“28日夜”，尽管有“奏着美妙的歌声”的蚊子，但“枳子花香，沁人心脾”，却“另是一番风味”！显然，彭雪枫这时的心情是愉快的。早晨，可“沿河（北淮河）南岸轻蹄快步，迎送晨风”；午间，又有友人“赠来之‘大前门’并汽水一瓶共冲倦态”。为此，彭雪枫当时还曾发出“汽水已经多年不尝了，其味甘美一如往昔”的感慨！对这一场景十分明朗的信件的时间，一般情况下，是不应该把它编错的，但长江版家书却把它编为是年“5月”28日。殊不知，这年5月28日，彭雪枫早到（5月19日）淮南黄花塘军部，并在二师抗大八分校参观哩！
五、1943年6月24日函。此函没有年份，只有月日。长江版家书把它编为“1944年”6月24日，这是错误的。因为此函一开头彭雪枫就说到”昨晚的信未及发出，罗政委已走，黄师长又来”以及全师“教育会议”即将召开这三件事。首先，如果说此函是1944年6月24日写的话，那么是年6月23日晚就势必有彭雪枫给林颖的信。现查1944年6月23日晚没有彭雪枫给林颖的信。这说明，此函不是1944年6月24日写的。经查，1943年6月23日晚不但有彭雪枫给林颖的信，而且他还在信中告诉林颖“罗政委明天要走”。罗政委，即八路军一一五师代师长兼政委罗荣桓，正是1943年6月17日由军部途经四师并于6月24日离去的。其次，黄师长，即新四军三师师长黄克诚。据记载，他是1943年6月24日来四师的。第三，此函所说“教育会议之各旅团干部均到齐，明天继续开会”云云，经查，是指1943年6月25日召开的四师“全师旅团干部参加的军事教育会议”。此次会议，黄师长亦参加，并作了重要讲话。根据上述三点，可知长江版家书对这封家书时间的编定确实有误。
六、1944年1月12日函。此函只有日期，没有年月。长江版家书把它编为“1943年1月”12日，月份虽不错，年份却是错误的。因为此函说的全是1944年1月1日至9日发生在淮北张大路之役的战况和彭雪枫亲赴前线指挥的经历。据查，张大路系灵（璧）北重镇，长期为顽三十三师张克修团所据，久攻不克。1月3日，“为及时处理情况，统一指挥计”，彭雪枫和参谋长张震率骑兵团三大队于本日晚西赴张大路前线指挥。据此函所说，此次张大路之役，“将段海洲之第三团（即张克修团）包围于据点之内，围困九日之久，击溃段海洲、苗秀霖三次增援部队，至第八日敌伪分三路（顽军勾来者）向我进攻，……我在敌伪顽合击情况下决定撤围，敌于次日进占张大路，顽第三团除一部被敌缴械外，余均窜逃高楼。”此役这一经过说明，该函是彭雪枫在1944年1月10日由张大路前线回到师部后的12日写的。
除上述6函外，长江版家书还在书中把1942年9月9日函和1943年7月6日函分别编为“9月10日”函和“6月”函。如再加本文开头提到的那封重编而又编错了时间的1942年5月25日函，那么，长江版家书编错时间的彭雪枫家书总计就达九封之多。这就说明，长江版家书的编者不仅对彭雪枫在淮北的抗战活动及其行止缺乏必要和认真的了解，而且在编注彭雪枫家书这一极其精细的工作中又缺乏严肃和认真的态度。笔者认为，恢复因此而被搞乱了的淮北抗战的本来面目，是必要的，也是应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