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陈毅和他的兄弟在上海时合影。左起：陈季让、陈世泽、陈毅、陈孟熙、陈修和

　　陈毅生于1901年8月，名世俊，字仲弘，排行第二。他共有兄弟三人，长兄陈世禄，字孟熙，生于1899年10月；弟弟陈世勋，字季让，生于1905年。

　　陈毅自小与哥哥陈孟熙感情深厚。陈毅和堂兄陈修和、胞兄陈孟熙一起在成都牛王庙高等小学读书。小学毕业后，1916年，陈毅考进了成都甲种工业学校。

　　1917年，吴玉章、蔡元培等人发起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1918年春，在四川省地方名流的倡导下，成都也成立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贴出了招生广告。此时在家务农的陈孟熙看到这个广告后，赶紧来到甲种工业学校找陈毅，动员他一起去考成都这所学校，以获得去国外求学的机会。1918年3月，兄弟二人一起考入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这一年，陈孟熙19岁，陈毅不足17岁。

　　1919年春，学习结束了。四川省督军熊克武、四川省长杨沧白宣布，只有结业考试进入前30名的学生才可以享受省公费赴法留学。结果，考试结果出来了，陈毅为13名，陈孟熙为14名，兄弟双双高中。当年农历五月初四，陈氏兄弟和其他留学生经简阳、泸州、重庆，到达上海。8月，在上海登上法国货船“麦浪”号。

  　初到巴黎，兄弟二人一边学习法文，一边学习社会主义理论。不久，二人参加了蔡和森等人组织的工学互助社和法国工人运动，还参加了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反秘密借款的运动。9月，兄弟二人都被选为留法学生代表，遭法国警察逮捕，被诬蔑为“受第三国际操纵的暴徒”，关押进里昂炮台。被关押到了第21天，法国政府宣布驱逐全体被捕的104名学生代表。法国警察将被捕学生一直押上了火车，开到马赛的码头，又押上一艘开往中国的“波尔多士”号船上。

　　回国后，1922年，陈孟熙考上北京中法大学。但是不久又感到救国无门，毅然辞学，找到堂兄陈修和，商量投奔孙中山先生。而这时的陈毅已经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曾想动员兄长接受共产主义信仰，但是此时陈孟熙对于初建不久的共产党能不能担负起打垮封建军阀的重任，心存疑惑。李大钊得知后，劝说陈毅不要把兄长强留在北京,并让陈毅转告陈孟熙，回去以后可以向吴玉章先生寻求帮助。

　　陈孟熙找到陈修和后，他的主张得到赞成。陈修和也是一个抱有“实业救国”爱国热望的热血青年。二人立刻出川去找昔日授业恩师吴玉章。不久，他们就带着吴玉章的亲笔信，进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

　　1926年北伐军攻占武汉后，黄埔军校开办武汉分校，陈修和、陈孟熙也开赴武汉。在他们的安排下，小弟陈季让也考上了黄埔第六期。

　　几乎是同一时期，受中共之命、赴四川开展军事工作的陈毅，已转调到武汉中央军校政治部工作。在租用的民房里，兄弟相聚。陈毅提出中国革命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才有出路，希望两位兄长加入中国共产党。陈孟熙对形势感到悲观，没有应允。

　　很快，蒋介石开始清党反共，武汉的汪精卫也加紧了对共产党人的排挤。汪精卫撤销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勒令学生提前毕业。这时，陈孟熙经吴玉章介绍到川军刘存厚部工作。陈毅和手足依依惜别，他再三强调：“为军阀，为蒋介石做事是没有前途的。你们不要和他们同流合污。只要我陈毅不死，只要你们不做对不起人民的坏事，你们若是想来找我，我陈毅绝对不会辜负手足之情。”

　　陈孟熙在川军刘存厚部很快显示了比较出色的才能，先后被委任为上校参议、川陕边防军驻京办少将处长等职。

　　1929年的夏天，陈孟熙调任淞沪警备司令部任职。当过一年多蒋介石侍从副官的陈修和已改任龙华上海兵工厂政治部主任。他们二人都深切关心陈毅的下落，经常在报纸上关注红色根据地的消息。

　　1929年3月下旬，大柏地战斗之后，陈毅带领新编的红四军第一纵队，驻在江西瑞金附近的一个地主家里。地主于两天前就携家眷逃走了。不大的书房里，四壁上糊满了报纸。陈毅很久都没看到过报纸了，他喜出望外，捻亮煤油灯，凑上板壁阅读起来。没想到，居然在1月份的《新报》上，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陈孟熙”。此时的陈孟熙少将已是刘存厚驻上海的代表。

　　8月间，中央苏区接到中共中央来信，要红四军派人去上海参加政治局召开的军事会议，汇报红四军情况。红四军决定派陈毅去上海，他在厦门候船去香港转上海时，给陈孟熙发了一封快信，告诉了大致的船期。8月26日，一艘英国轮船到达上海。陈孟熙和陈修和一身西装革履，胸佩“淞沪警备司令部”徽章，登上船来。“共匪”陈毅跟着他们顺利通过稽查口，驱车到了福州路的新苏旅馆。陈孟熙已在一层包租了一套房间，让陈毅住里间，陈孟熙住外间。

　　事也凑巧，不久堂兄陈世泽、胞弟陈季让也到了上海。于是，五兄弟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照：陈毅身穿长衫，立在正中；右边是西装笔挺的陈孟熙和陈修和；左边是穿长衫的陈世泽和穿中山装的陈季让。

　　陈毅在上海待久了，不安全的因素也就增长了。于是，陈毅被转移到法租界一座教堂的后院，在密室里“禁闭”起来。“禁闭”期间，陈毅起草了著名的“九月来信”，完成了中共中央交代的任务。

　　和陈毅分手不久，陈孟熙便进入了陆军大学特别班。未及毕业，抗战爆发，他被派往四川，担任上校团长。1937年冬，他奉命率部出川，和日军作战。他所在的部队与日军在江苏昆山激战后，他率部退往安徽芜湖。不久，何应钦命令他在安徽歙县暂住。

　　在安徽歙县，陈孟熙听说陈毅在景德镇浮梁县的瑶里，于是接通了与瑶里的联系电话。

　　原来此时，正值第二次国共合作不久，陈毅从江西赣南回到南昌，听说在皖浙赣边区景德镇的瑶里周边还保存了350多人的红军游击队时，非常高兴。1937年11月下旬，陈毅在皖赣特委负责人的陪同下从南昌经景德镇到达瑶里，在舍会山上召开了皖赣特委会议，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定精神，研究和部署了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江西抗日义勇军的事宜。接着又召开了全体红军战士大会，陈毅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会后返回南昌。

　　1938年2月初，陈毅得知皖浙赣边各游击队集中整训比较顺利，遂决定第二次去景德镇，专程到瑶里指导红军游击队改编工作。此时，在瑶里的陈毅与哥哥陈孟熙联系上了。陈孟熙从安徽歙县赶到瑶里。兄弟久别重逢，既有家事要说，又有抗战大事要商量，一直说到深夜。

　　2月10日，集中在瑶里参加改编的全体红军战士以及当地许多群众，在瑶里镇吴家祠堂召开红军改编和抗日誓师大会。会上，陈孟熙站在祠堂的戏台上作了发自肺腑的讲话。他说：“我和陈毅，一个是国民党，一个是共产党，过去打了许多年的仗，现在日军打我们，是因为我们自己家里不和。家庭不和外人欺，因此，兄弟之间要团结，国共两党要共同抗战，枪口一致对外。”陈毅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目前形势与团结抗日》的报告。兄弟二人的讲话，使台下军民深受鼓舞，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瑶里改编后，皖浙赣边游击队改称为中国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三营，共有550多人。

　　几天后，陈毅要回南昌。陈孟熙提出随陈毅到南昌。长途奔波劳顿，加上前一段的征战，陈孟熙到了南昌就病倒了，后又转为伤寒，被送进医院。这时，小弟陈季让也从四川赶到了南昌。

　　陈毅稍有空闲，就到医院来探望，和他们谈心。新四军副军长项英也和陈毅一起来看望陈孟熙，感叹说：“国共双方中有着骨肉亲缘关系的人不少，但像你们兄弟这样以诚相见、以情相待的却不多。”

　　陈孟熙康复要回去了，项英坚持为他和陈季让设宴饯行。陈毅向陈孟熙敬酒说：“我送大哥几句肺腑之言，虽然人各有志，但我们在任何时候心里都要有民众，不做有损于民众的事情。抗日不依靠民众，等于没脚的螃蟹寸步难行。”

　　分手后陈孟熙投考了陆军大学，后又中途辞学，回到家乡。四川省政府委任他为西昌禁烟专员。陈孟熙谨记二弟的嘱咐，不做有损民众的事情，坚决执行禁烟政策。而西昌地方官匪勾结，使陈孟熙差点丢了性命，只得辞官而去。别人做官挣得盆丰钵满，陈孟熙反而落下3000元的债务。辞官行前题下一副对联：八月专员三千债，两袖清风一菩提。横额：乐在苦中。陈毅获悉此事，撰联赠勉：佛不收债鬼，民当敬清贤。横批：乐得其所。

　　皖南事变发生后，陈孟熙亟不可待地来到曾家岩中共办事处打听消息。办事处人员把登载有陈毅出任新四军代军长消息的报纸给他看，全家人才转忧为喜。从此陈孟熙与中共方面建立了联系，成为中共代表团的朋友，经常收到《新华日报》，周恩来经常派秘书去看望他，董必武把陈氏父母接到曾家岩小住，并赠送皮袄和医药费。陈毅临危受命被委以新四军代军长后，在敌后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这期间，他手书下几年前的《梅岭三章》第一章“断头今日意如何”，辗转派人送给大哥陈孟熙，以表达自己为民族战斗到底的坚毅决心。

　　1949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继三大战役之后，以摧枯拉朽之势，进军大西南。陈孟熙广泛联络川军同仁，12月在四川乐山率部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