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惠如出生于安徽省五河县一个小商人之家，母亲只生女不生男，为破“九女星”，给她起名“小九子”，但最终还是生下九个姐妹。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俞惠如跟随学校走上街头讲演，宣讲抗日救国的道理，演抗日救亡的戏，演唱抗日歌曲，这年俞惠如12岁。13岁她当上“五河女子宣传队”队长，14岁当上“战时工作团”宣传委员兼“抗日小学”校长，15岁任皖东北三区妇救会主任，16岁入党，任三区工作委员会委员。从抗日战争到抗美援朝，随部队南征北战。之后又任东北军区幼儿园主任、军委炮兵司令部直属政治处干事、副主任，多次被评为“模范工作者”、“三八积极分子”、“五好干部”。
她生育了12个孩子，周恩来总理称她为“航空母舰”
入伍一个月，俞惠如随部队南下苏北淮海、盐阜地区，一天走几十里路，脚上打起血泡。睡觉门板当床，吃的是地瓜干煮白菜。
在俞惠如入伍后的一次欢迎会上，她遇上了任新二旅政委的吴信泉，正是这次初见，展开了他们一辈子的故事。1940年12月22日，两人结婚，自此，相濡以沫的夫妻携手走过了52个春秋岁月。
1941年10月28日，俞惠如在老乡家诞下第一个孩子。孩子难产，一天一夜生不下来。丈夫吴信泉闻讯赶来，从后面将俞惠如拦腰抱起，上下蹲跳。接生婆抓住两只小脚，硬拉了出来。俞惠如即刻昏死过去。吴信泉立刻给师卫生部打电话，请来了保健科科长曹维礼医生。医生给她打了强心针才救活。大女儿出生在阴历9月9日重阳节，故取名“重阳”。18天后俞惠如便席地而坐，参加旅党代表大会了。
第二年底，俞惠如在一个老乡家的厨房地上，生下了大儿子皖湘。1944年5月16日，在吴圩子随军医院生下二女儿“淮阳”，取自她的出生地淮海区泗阳县。1945年8月8日，苏联向日本宣战，她于后方医院生下二儿子“苏宣”。
1946年初，在通辽、开鲁之间的道德营子，土匪的一颗手榴弹在俞惠如住的房子窗前爆炸，将她震倒，右眼负伤。由于弹片残留在眼内，视力基本丧失，被定为二等乙级残废。在以后的50多年里，俞惠如实际上是在用一只眼睛看东西。
11月中旬，部队强行军到达余良堡、大平附近，这里是被誉为“死亡之旅”的大沙漠地带。西北风呼呼的叫，刮起黄沙天昏地暗，睁不开眼，而东西走向的辽河挡住了去路。此时，前有两个团的敌人阻截，后有一个团的敌人追击，形势异常险恶。吴信泉果断决定：快速淌过河去！隆冬的东北，寒风刺骨，滴水成冰，全旅6000多人，浩浩荡荡徒涉冰河，仅有的一只小船，照顾了带小孩的家属。
1947年11月10日，俞惠如在齐齐哈尔生下三儿子“皖平”。1949年1月5日，在沈阳生下三女儿“新阳”。1950年7月18日，生下四儿子“平安”，寓意信泉打仗平安归来，后听从副军长谭友林建议，改为“安平”。1952年3月3日“龙抬头”那天，在辽阳生下五儿子“希平”，正值朝鲜战争时期，寓意希望和平。
之后，俞惠如分别在1953年、1954年、1955年和1957年，生下六儿子“小平”、七儿子“十平”、八儿子“利平”和四女儿“利阳”。
1960年夏天，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舞会上，俞惠如请周恩来总理跳舞。当时正值周总理成功访问了东南亚七个国家后回国不久，俞惠如和总理边跳边聊天，她说：“周总理，你真是了不起，访问了那么多国家，跑了那么远的路，孙悟空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你比孙悟空还厉害呀！”总理笑了：“你也厉害呀，生了12个孩子，是‘航空母舰’呦！”一曲结束后，总理把俞惠如领到毛主席面前，让她与毛主席跳舞，总理介绍说：“这是12个孩子的母亲，我叫她‘航空母舰’！”主席说：“生养12个孩子吗？不容易呀！是‘航空母舰’，也是母亲英雄嘛！”
12个孩子在俞惠如的教导下，都在不同岗位上成了材
俞惠如先后任东北军区幼儿园主任和炮兵司令部直属政治处干事，平时工作繁琐。孩子们都说：“到我家来找妈妈的人比找爸爸的人多。”常常是午饭时刚刚拿起筷子，人就来了，中午经常睡不成午觉。晚上来的人就更多了，有时一晚上来三批人。
周末，俞惠如会多睡一会儿。孩子们起得早，他们走路轻轻地，说话也小声，生怕吵醒母亲。吃饭时，父母没上桌，谁也不会动筷子。切西瓜总是给父母两块最大的，抹奶油面包也总是父母的涂得最多。在孩子心目中，爸爸妈妈最重要。
皖湘参加八一足球队，第一个月的津贴全给了俞惠如；重阳在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上大学，第一个月的津贴全数寄给了俞惠如——12个孩子都这么做。“当我收到这份钱，我做母亲的心是暖和的，我为我的孩子们感到骄傲。”
1960年至1962年，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粮食严重不足。俞惠如家半大的男孩子多，都在长身体，饭量比大人都大。为了让孩子吃饱饭，俞惠如绞尽脑汁。
她吩咐警卫员每天早早地去菜站等运送白菜的车卸车，捡些丢弃的白菜叶子，拿回家后，重阳、淮阳带着弟弟妹妹们把白菜叶摘洗干净，交给炊事员掺在玉米面里蒸窝头。俞惠如还找出家里所有的玻璃瓶子，养上小球藻，长满后捞出来，加在玉米面中，按当时的说法，小球藻里有很高的蛋白含量，可以代替粮食。冬天，俞惠如被诊断得了浮肿病，按规定有浮肿病的人每月可以供应二斤黄豆。俞惠如将黄豆买回来，让炊事员煮一煮或炒一炒，分给孩子们吃。
虽然吃不饱肚子，孩子们却很懂事。吃饭时按人分配，分多少吃多少，从不争不抢。十平六七岁，吃饭时他用一双筷子不停地将稀饭里的米粒往嘴里扒，当碗里只剩下米汤时，将米汤几口喝下去，放下筷子就走。俞惠如和吴信泉总要将碗里的饭扒出一半给小的孩子，十平摇着头说：“不要。”看着让人心疼。
许多人问俞惠如：“你是怎么教育孩子的？你的孩子为什么这么懂事？”这和俞惠如家的传统有关：大的管小的，小的听大的。这种管理和服从的关系不是强制的，而是在友爱的基础上自然形成的。从弟弟妹妹生下来起，哥哥姐姐都是争着、抢着、偷着去抱、去逗、去喂奶、喂饭、洗脸、穿衣服，轰都轰不走。俞惠如也注意维护大的威信，很少在小的面前训斥大的。
夫妻携手并进半个世纪，彼此不离不弃，平淡却不平凡
“文革”初期，有人给全国妇联写了一封匿名信，反映某首长夫人一些生活方面太讲究，俞惠如被怀疑是写这封信的人，于是被列为司令部的批斗重点，大字报批，直政处开会批，参谋长亲自主持司令部开会批。
1977年11月9日至11日，全院继续开批判“炮兵小帮派”大会，俞惠如晚上心脏病发作，带病参加。11日上午，俞惠如感到胸闷憋气，实在坚持不住，便含了一片硝酸甘油，闭眼想迷糊一会儿，突然听到发言中说：“俞惠如通风报信，是‘小帮派’！”俞惠如气得心里颤抖，又含了两片硝酸甘油，站到台上去。这时三片药卡在她嗓子里，上不能上，下不能下，不得不借口水把药咽下去。主持会的副司令，让俞惠如坐下来讲。刚坐下来，就听见台下大呼“站起来！站起来！”俞惠如还没来得及讲话，就被突然冲上来的几个造反派围攻。
精神折磨、病痛和信泉频繁发作的严重心脏病，压得俞惠如喘不过气来。俞惠如一个人独自坐在办公桌前，大哭了一场。信泉紧紧地拉着她的手说：“惠如，你是受我的牵连。我没有做过什么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我们都问心无愧，要经得起党的考验……”
1990年是吴信泉和俞惠如金婚50周年。古语说：“年轻夫妻老来伴”，俞惠如和吴信泉这辈子“夫唱妇随”，到老了更是形影不离。年轻时，丈夫心疼妻子生孩子多，战争年代没吃没喝，吃了不少苦，在生活上体贴她。知道她有流鼻血的毛病，特意采些止血草，将草在手心里搓一搓，塞进她鼻子里，然后用手指揉一揉，血就止住了。妻子则心疼丈夫战争年代出生入死，经常犯头痛和眼疾，想办法买人参熬汤给他喝。晚年吴信泉又忍受心脏病的煎熬，完成那么多的工作，俞惠如细心地安排他的衣食住行。
他们一直住在一个屋，同一张床，同一床被，晚上听着彼此的呼吸声睡觉，丈夫有轻微的不适俞惠如都能知道。每天午睡和晚上睡下后，俞惠如都用风油精给吴信泉按摩头部、颈部和脚心。到后来吴信泉病重，不能看电视，也不想听收音机，俞惠如就每天给他唱歌，唱京戏、黄梅戏。每次唱完歌，吴信泉都微笑着说：“再来一个。”
如今丈夫已逝世多年，但俞惠如的晚年并不孤独，除了有很多人关心她之外，在她心中，丈夫依然陪伴着自己。她的床上仍然摆放着他的枕头，她的牙缸里仍然放着两只牙刷，红的是自己的，蓝的是他的，凡是他爱吃的糖果、水果，遗像前都放上一份。虽然时空将他们隔开，但它隔不断夫妻的心，他们的心是永远连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