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1874-1961）福建同安县集美社（现厦门市集美镇）人。他青年时代背井离乡到南洋经商，开拓橡胶种植业，发展橡胶工业和海运业，终于成为一位有成就的实业家。陈嘉庚热爱祖国，关心家乡，重视教育，倾资助学，先后创办了集美学村、厦门大学等举世闻名的学府。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嘉庚先生四处奔走，团结南洋广大华侨，筹赈救亡，到处募捐，并组织大批华侨回国抗战。陈嘉庚先生是我国近代史上蜚声全球的华侨领袖，是为祖国富强、民族振兴而坚持奋斗的无数志士仁人中的杰出代表。
高举抗日大旗 成立“南侨总会”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上海8．13事件的翌日，由陈嘉庚倡导和组织的“马来西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大会委员会(简称新加坡筹赈会)”成立，陈嘉庚被选为大会主席。1938年菲律宾抗敌会主席李清泉多次致函陈嘉庚，提出召开南洋各地侨领会议；在东南亚各地许多侨领的支持下，陈嘉庚负责会议的筹备工作。1938年10月10日，在新加坡召开南洋华侨筹赈祖国代表大会，到会的东南亚地区45埠168位代表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陈嘉庚被推选为总会主席，菲律宾侨领李清泉，印尼侨领庄西言为副主席。南侨总会是第一次团结各种不同信仰、各地域、各阶层、各种职业的千百万华侨，以爱国一家组成的抗日救国组织。在南侨总会和陈嘉庚的领导下，在报刊上登出“组织华侨千百万，复兴中华一条心”的誓言。至此，东南亚华侨抗日救国斗争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从1928年至1942年新加坡沦陷前夕，在十多年的时间内，陈嘉庚连续五次当选为华侨领袖。他从星马一个地区的华侨领袖，成为整个东南亚华侨社会万人共仰的领袖人物，绝非偶然。陈嘉庚长期在星马华侨社会创办许多工厂、公司、学校和报业，在福建会馆创办许多公益事业，在商界、教育界、新闻界和社会各界培养和团结了一大批爱国的优秀分子，使他领导的抗日救国事业得到社会广泛的支持。
陈嘉庚在担任新加坡筹赈会、“南侨总会”的主要领导期间，常以“愿诸君勿忘中国”的格言要求自己，教育大家。他常说：“我们如果终日只知发财，不知救国，纵然发了财，但做了亡国奴，有什么用?”他在新加坡领导抗日救国运动时，常年累月以“怡和轩”为家，极少时间回家和家人团聚。许多爱国华侨赞扬他是一位“只吃素、不念经的爱国老人”，是一位爱国忘家、公而忘私的典范。据当时新加坡英国殖民当局的估计，陈嘉庚在星马期间曾先后领导和发动30多万华人华侨直接或间接参加赈救祖国难民活动。可见他的影响力和团结力。
抗战期间，海外华侨共捐献飞机217架、汽车500辆、救护车千辆、坦克27辆、大米一万包、寒衣30万件、奎宁丸5000万粒等抗战物资。
特别值得赞扬的是，在陈嘉庚和南侨总会的号召下，3200名司机、机工，以及由许多医生、护士组成的救护队回国服务。从1939年滇缅公路通车到1942年5月公路被切断为止，通过华侨车队运回抗战物资45万吨。这些司机和救护队战斗在各地抗日前线，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发电报提案 表明抗日决心
1937年12月南京失守之后，身为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发表与日本和平妥协的卖国言论。陈嘉庚闻讯之后，发表一系列的函电及讲话，揭露汪精卫卖国求荣的可耻野心。东南亚各地华侨热烈响应陈嘉庚和南侨总会的号召，纷纷举行讨逆活动，马来西亚各地举行了反汪宣传及各种反汪集会，参加反汪活动的侨胞达170万人次。在缅甸仰光，爱国侨胞除了举行讨汪集会外，还筹集100万元作为缉拿汪贼经费。在欧美，爱国侨胞也在报上公开表示“誓与汪贼不共戴天”。
1938年10月28日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开会时，陈嘉庚在新加坡发回“电报提案”，称“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获得会议通过。此提案的提出和通过，给投降派当头一棒，充分表明千万爱国侨胞拥护祖国抗战到底、坚决反对中途妥协投降的决心和勇气。这个提案后来被著名作家邹韬奋称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
回国考察 寄希望予中国共产党
1940年，我国沿海许多大城市相继沦陷，海外对国内抗战情况不甚了解。为了帮助海外华侨了解国内抗战情况，了解筹赈工作的实际效果，以便鼓励华侨更加积极参加抗日救亡筹赈活动，由陈嘉庚发起组织“回国慰劳视察团”，由潘国渠任团长。慰劳团设三个分团，共51人，分别到后方15个省进行慰问考察。陈嘉庚在重庆慰问考察两个多月，会见国民党许多军政要员，耳闻目睹，他对当时的国民政府许多腐败现象，感到失望。
陈嘉庚最关切的仍是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他出于劝说国共两党团结的决心，认为不能亲自到延安访问考察，以明真相，据实作出报告，何以答复侨胞的付托?他不顾年老、不懂普通话和多年来腰骨酸痛不能久坐等困难，以及延安不断受到日机空袭的危险，于1940年5月30日到达延安，受到延安各界5000多人的热烈欢迎。
陈嘉庚在延安九天，其间会见了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进行多次深入交谈。参观延安女子大学、抗日军政大学和西塞县的兵工厂、印刷厂等，与福建籍的财政、公安、司法官员交谈，并出席延安各界的欢迎会、茶话会等。1940年6月7日晚，陈嘉庚在延安各界欢送大会上致词说，他这次访问延安是满意的，看到中共方面坚持国共团结合作，坚持抗战到底的立场坚定，态度诚恳。对延安各界艰苦奋斗的精神大感振奋。通过这次访问，他对抗战胜利有了绝对的信心。
陈嘉庚7月1日回到重庆，21日会见了周恩来。7月25日应重庆“国民外交协会”主席陈铭枢的邀请，作了《西北观感》的著名演讲。他把延安和重庆一一对照，认为重庆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对延安的各种流言，是无中生有，鬼话连篇。延安的领袖与群众的艰苦朴素，真诚亲切，民生安定，政治清明，使他感到无比欣慰。他总的体会是：中国有了希望，中国有了救星，胜利有了保证，大家要更加努力。《西北观感》经重庆《新华日报》全文刊登，使大后方的广大人民耳目一新，受到极大的鼓舞。
陈嘉庚亲历过重庆和延安两个地区、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抗日态度的鲜明对比，认识上发生了一个飞跃。他高兴地说：“余观感之下，衷心无限兴奋，喜慰莫可言喻，认为别有天地，如拨云雾而见青天。”他断言：“中国大有希望，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各族人民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中共和毛泽东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许多爱国人士称赞说，抗日战争的烽火，音乐家莫耶和政治家陈嘉庚，唱出时代的主旋律《延安颂》，是延安的小米饭战胜了重庆的山珍海味。
1942年2月2日，在刘玉水等人陪同下，陈嘉庚离开新加坡到印尼，在东爪哇玛琅避难，直到抗战胜利。
陈嘉庚在印尼避难期间，在秘密的环境中，用一年多时间写成《南侨回忆录》，这不仅是他一生的实录，更是一部南洋华侨奋斗史，一部千百万华侨支援祖国抗日战争直到取得胜利的爱国史诗，一部永放光芒的传世佳作。
毛泽东称赞陈嘉庚是“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周恩来、王若飞写祝词赞扬他“为民族解放尽最大努力，为团结抗日受无限苦辛，诽言不能伤，威武不能屈，庆安全健在，再为民请命”。